·“世界福文化”专题·

26. 影响深远的乌托邦世界福理念

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历史上的一场思想运动，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幸福境界的设想。在英国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理想化的社会模型，大多强调了社会公平、经济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他们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和弊端，提出了建立在合作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这些思想对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在对人类福祉和社会正义的追求方面。

   （一)卡莱尔及其现代至福观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843年，卡莱尔出版了其代表作《过去和现在》，痛切地控诉了当时英国普遍存在的不幸与苦难。他以犀利的笔触描绘了工业革命后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工人阶级的贫困、社会的不公以及精神的空虚，认为这些现象是对人类福祉的严重背离，呼吁社会必须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改革。

1.卡莱尔的至福观

卡莱尔的至福观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本书的出版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1842年夏天，英国社会动荡，几十万工人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工资下调、生活费用上涨、政治权利的丧失，以及恶臭的下水道和地狱般的工厂等恶劣的工作环境。这些现象反映了当时新兴工业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人民生活在痛苦和不满之中的现实。在当时的英国，哲学家们提出了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幸福观。然而，在卡莱尔看来，这种幸福观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实现，反而显得讽刺和矛盾。他指出，尽管功利主义者声称追求最大幸福，但实际上，国家并未真正为最大多数人谋取福祉，甚至可以说，这种所谓的最大幸福原则已经变成了最大的不幸。卡莱尔同时认为，功利主义的幸福论将幸福等同于即时的享乐，追求的是物质上的满足和感官上的愉悦，而忽视了人的精神追求和内在价值。他同样对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们持有批判态度，认为这些经济学家是伪先知，他们所宣扬的现代经济学是一种令人沮丧的伪科学。卡莱尔批判这种经济学只关注财富的积累，却无法实现普遍的幸福，也不能满足人类更深层次的需求。他指出，工业革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只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而大多数人却在机器般的劳作中追逐着虚幻的福祉，最终却无法实现真正的梦想。卡莱尔提出，真正的福祉并不仅仅在于享乐，而在于从事有意义的劳动，这样的劳动能够给人带来尊严和满足感。

2.恩格斯进一步阐释了卡莱尔的福祉观

恩格斯对卡莱尔及其《过去和现在》一书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英国去年出版的所有供‘有教养人士’消遣解闷或虔心修身的厚本书和薄册子中间，这是唯一值得阅读的一本著作。……您不妨随意寻觅，而卡莱尔的书可是唯一能够触动人的心弦、描绘人的关系、展示人的思想踪迹的一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页）恩格斯说，这本书对照了12世纪和19世纪英国的状况，清晰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是多么缺乏幸福感。他对该书中精彩段落进行了翻译：

英国状况——公正地说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奇特的状况之一。英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财富，但英国还是要饿死。英国的大地丰饶富庶，经久繁荣茂盛，金黄色的庄稼像波浪此起彼伏；布满备有各种劳动工具的工场，拥有1500万工人；他们理应是我们人间有史以来最强壮、最精巧和最甘愿效劳的人；这些人就在我们这里，他们完成的工作，他们创造的果实绰绰有余，而且到处都非常充足。——瞧！一道不祥的禁令就像魔术师的禁令一样下达了，“不许触摸它们，你们这些工人，你们这些劳动的先生们，你们这些懒散的先生们，你们谁也不许触摸它们，谁也不能享用它们，这是魔法变来的果实！”（托马斯·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第3页，译文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9—500 页）

卡莱尔的描述指出，尽管工人们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为整个英国乃至全人类的福祉做出了贡献，但他们自己却未能享受到这些财富带来的幸福。卡莱尔没有直接阐述什么是幸福，而是通过描绘人们不幸和痛苦的生活状况，从反面勾勒出真正的幸福生活应有的模样。

在1842年前后，英国有大量需要救济的贫民，爱尔兰的情况更为严峻，有230万贫民需要救济。恩格斯对此指出，爱尔兰可以为“这个庞大数字而自豪”，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社会状况的讽刺。卡莱尔进一步探讨了富人的生活状况，他描述道：“卓有成效的工业，虽然有充裕的财富，直到现在还没使任何人富起来；这是施过魔法的财富而且不属于任何人。我们在往常付出几百英镑的地方，现在要付出几千英镑，但是无法用这么多钱买到适用的东西——有些人吃的是珍馐美味，喝的是名贵醇酒，但是这算什么福星高照？难道他们更漂亮、更善良、更健壮、更勇敢吗？难道他们真的像他们自己所说的‘更幸福’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恩格斯对这段描述进行了评论，指出：“劳动的先生没有幸福，寄生的先生，即贵族土地占有者，也没有更幸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这一论断不仅高度概括了当时英国人民的福祉状况，也总结了卡莱尔在书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卡莱尔清晰地认识到，尽管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这些财富并没有为任何人带来真正的幸福。他描述了一个悲惨的现实：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富人即使生活在黄金围墙和囤满粮食的谷仓中，也缺乏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

恩格斯赞同卡莱尔提出的现代至福观，即要实现真正的福祉，必须回归人的本质。恩格斯认为，卡莱尔向每个人提出了一个时代问题：为什么工业革命虽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只是让少数人富起来，而大多数人是不幸的？“谁正确地回答问题，谁就幸福。”而正确答案就是人本身，确切地说，人才是真正的谜底。这一观点是对当时英国社会将福祉寄托于宗教的批判，并强调通过劳动和工作来实现生活的价值，只有通过个人的奋斗才能真正获得幸福。恩格斯还批判了英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种幸福观，他指出存在“一种更坏的无所作为的福音，它塑造的是无所事事的政府，它使人丧失一切严肃性，迫使他们想去显露并非他们本性的东西——一味追求‘幸福’，就是说，追求吃得好，喝得好；它们把粗陋的物质捧上宝座，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5页）这种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精神价值的态度，最终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苦难和饥饿。

面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不幸状况，卡莱尔持有一种悲观但现实的观点，认为没有灵丹妙药能够彻底解决社会的种种弊端。恩格斯对卡莱尔的这一看法表示认同，但同时也指出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得出结论。卡莱尔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实现社会福祉的看法。他强调，如果不能重新找回人的“灵魂”，即内在的精神和道德力量，那么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卡莱尔所提倡的并不是回归宗教，而是回归劳动本身，认为只有通过诚实的劳动，人们才能真正获得幸福和满足。他描述道：“因为劳动有一种永恒的高尚性，甚至神圣性。一个人尽管非常消沉，忘了自己的崇高使命，但如果他能实际地认真从事劳动，他还是有希望的；只有过寄生生活才是绝路一条。……劳动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人通过劳动而不断完美。……谁能找到自己的工作，谁就幸福；他并不企盼别的幸福。他有了工作，有了生活的目的；他找到这个目的，他追求这个目的，于是他的生活就像是从人类生存的污浊的贫困沼泽中开挖出来的一条自由涌流的运河，奔腾而去，运河从芦苇丛的最深处把污浊的水引走，把发臭的沼泽变成肥沃的绿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514页）

劳动是每个人获得福祉的根本途径。卡莱尔在其著作中赋予了劳动极高的价值和意义，他用大量篇幅来颂扬劳动的重要性和崇高性。“劳动就是生活”，卡莱尔这样写道，当一个人全身心地投入劳动中时，他的灵魂将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那些负面的情绪，如怀疑、渴望、悲伤、愤怒和绝望，都将被劳动的神圣火焰所净化，像地狱守门犬一样退回到它们的巢穴中去。劳动不仅是生活的基础，更是人类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的途径。卡莱尔强调：“劳动就是崇拜”，并呼吁人们在劳动中寻求慰藉和满足。他高喊：“劳动吧，在劳动中寻求慰藉。人啊，难道你的心灵深处没有一种主动使事物有秩序的精神、一种劳动的力量吗？这种力量像一团痛苦地郁结心头的火在燃烧着，要是你不把它施展出来，不通过你周围的事实把它记载下来，它就不会使你得到片刻安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14页） 他呼吁，人们应该使一切无序的东西变得有序，使荒芜的土地得到耕耘，受人们支配，为人们带来幸福的果实。

卡莱尔指出，我们首先应该向无知、愚昧和野蛮进攻，其意在表明，我们一方面要劳动，另一方面还要从劳动那里获得相应的知识，这正如我们所讲的“真理是从实践中来的”一样，真正的知识是从劳动中来的。卡莱尔以诗一般的语言歌颂劳动，他认为真正的劳动是神圣的，人们通过劳动会汗流浃背、绞尽脑汁地付出心血，比如开普勒的计算、牛顿的深思，都是科学，都来自劳动。一切科学、过去流传的英雄赞歌、英雄事迹，“如果这还不是崇拜，那一切崇拜都见鬼去吧！”不要抱怨自己辛勤的劳动和工作，卡莱尔批判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一种怪物，那就是寄生者。”寄生者与劳动者相对立，他们把自己的福祉建立在别人的辛勤劳作之上。这些对劳动的歌颂，受到恩格斯的高度赞扬。

    （二）卡贝的共产主义福祉观

埃蒂耶纳·卡贝（1788—1856），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通过其183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理想化的城市生活图景。《伊加利亚旅行记》的创作，是空想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次重要实践，它不仅丰富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内涵，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启示。通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不懈探索和对于幸福生活的永恒追求。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卡贝明确地表达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初衷：探讨共产社会是否真正可行。经过深刻的思考和研究，卡贝坚信，一旦一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在实践中真诚地采纳共产原则，共产社会的实现将变得轻而易举。卡贝还深信，得益于现代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蒸汽技术和各种机械的广泛应用，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并将继续推动社会无限地发展下去。这些技术进步不仅为建立一个富裕平等的福祉社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共产社会相较于其他社会形态，更能够促进艺术和文化享受的全面发展。

在《伊加利亚旅行记》中，卡贝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深邃的思考，勾画了一个和谐、平等、充满幸福的社会。卡贝如此描述这个社会：“他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组成一个社会。所有的人都是成员，都是公民，他们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平等的。社会分配给他们的负担和利益都是平等的。也可以说，所有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大家庭，它的成员是以博爱的精神结合起来的。”（［法］卡贝：《伊加利亚旅行记》第1卷，李雄飞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9-50页）这部小说的创作，不仅体现了卡贝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也表达了他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愿望。

在这个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共产原则不仅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的模式，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生活哲学。人们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共同享受由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丰厚福祉。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每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每个成年人都能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每个老人都能安享有尊严的晚年。人们不仅在物质上富足，而且在精神上充实，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对艺术、文化和创造力的追求。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真正以人为本、追求全面幸福的社会。

卡贝不但通过伊加利亚这个虚构的乌托邦探索人类幸福的可能性，而且也计划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一个伊加利亚式的福祉实验地，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最终，他选择了美国伊利诺伊州的纳沃市作为实验的地点。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顾这个实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龙卷风、火灾和霍乱等疾病接踵而至，给这个社群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二十多名移居者被流行的疾病夺去了生命。财务上的困境迫使社群不得不依靠出售威士忌酒来筹措资金。管理不善和卡贝的独裁专制导致了社群内部的纷争。尽管在实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工人管弦乐队的兴盛、免费教育的实施以及性别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但这些成就并不足以维系这个社群的团结。到了1856年，社群内部的分裂达到顶峰。纷争的结果是卡贝的肖像被焚烧，他本人也被驱逐出社群。卡贝最终陷入破产的境地，精神抑郁，过着孤独的生活。同年年末，他离开了人世。卡贝的共产社会福祉实验以失败告终。

尽管卡贝的实验未能成功，但他的这一创见在人类幸福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展示了实现人类幸福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对于福祉世界的不懈追求和希望。卡贝的实验激励着后人继续探索和实践，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幸福的社会而努力。

    （三）欧文：为所有人创造永久福祉

罗伯特·欧文（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商人家庭。他的早年生活并不富裕，但他的才华和决心使他超越了出身的局限。受到边沁的功利主义幸福论的启发，欧文开始探索实现人类幸福的途径。他不仅深入研究边沁的理论，而且通过在纺织业中的成功，积累了实现社会改革所需的资金。

“福祉”成为欧文经常提及的关键词，他通过撰写论文，分享自己关于完美生活的理念，并亲身实践于工厂改革之中，致力于提升工人的福利和生活条件。欧文的愿景不局限于英国，他还远赴美国创办新协和村，尝试建立一个幸福社会的典范，结果失败了。

欧文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边沁的理论框架，将其应用于现实社会改革中。他坚信，通过教育的普及、工作环境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可以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带来福祉。

欧文构想了一个革命性的新社会蓝图，其中私有财产的概念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旨在为每个人提供永久的幸福。他设想出一个高度组织化、科学合理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获得满足其真正需求的资源。他如此描述道：“在合理组织起来的社会里，私有财产将不再存在。即使以往对它有过某种需要，或它在机器和化学开始占支配地位以前有过用处，但是在新社会里，它就完全没有用处了，而变成荒谬绝伦的邪恶，因为每一个地位最高到地位最低的人，在有科学根据的社会制度下，终生可以保证得到一切真正对人有用的和可以创造永久幸福的东西。”1 欧文的这一设想，不仅颠覆了传统的私有财产观念，而且展示了一种以人的福祉为核心的社会理念，呼吁通过科学和理性来实现一个更加公正和幸福的社会。这种设想，尽管在当时可能显得激进，但其对后世社会改革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却是深远和持久的。

欧文派政论家们提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确保“所有人从生到死都享有幸福”。这一目标不仅涵盖了每一个人——无论其社会地位或身份如何，而且强调了福祉的全面性和持久性——从人的出生到生命的终结。更进一步，他们的愿景还包括了所有生灵，体现了对生命尊严的深刻尊重。他们梦想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到那时，福祉将如潮水般汹涌澎湃，为所有生灵带来真实的幸福体验。

欧文的一生是对人类福祉追求的不懈探索。他的理念和实践，至今仍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激励我们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平等和幸福的社会而不懈努力。

    （四）圣西门：未来是幸福的黄金时代

克劳德·亨利·德·圣西门（1760—1825），法国伯爵，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曾作为法国军队的一员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特别是在乔治·华盛顿将军指挥的约克镇战役中英勇作战。他还曾向墨西哥总督提出建立一条连接两大洋的运河的宏伟计划，并在西班牙尝试建设将马德里与海洋相连的运河工程。1802年之后，圣西门投身于文学创作，致力于阐述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他坚信，在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中，每个人都将被引导去为了个人、家庭和全人类的幸福而愉悦地工作。

然而，圣西门的生活并非没有挑战。他在西印度群岛被英国当局监禁，也曾因商业伙伴的背叛而陷入绝望，一度考虑过自杀。他还曾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被关入疯人院。尽管如此，圣西门依然吸引了一大批忠诚的青年才俊，他们围绕在他周围，形成了圣西门主义团体，宣扬他的思想，出版他的著作。

圣西门撰写了大量关于欧洲社会改革的著作，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无限畅想。他坚信，一个设计精良的社会制度能够极大地提升每个人的福祉和安宁。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们超越了性别、年龄或肤色等差异，使用同一种语言，怀抱着共同的目标，分享着永久的福祉。在这个社会中，人们不是被分割成孤立的个体，而是被联结成一个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圣西门的这一愿景，不仅体现了他对人类平等和团结的深刻理解，也表达了他对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社会的热切向往。

圣西门的墓碑上刻着“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的铭文，这句话不仅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主要思想观点，也体现了他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和坚定信念。圣西门的一生和他的思想，至今仍然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努力。

    （五）傅立叶：幸福的黎明即将来临

夏尔·傅立叶（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尽管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他对资本主义商业现象中的不公和丑恶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梦想着建立一个个人与集体利益相互协调、和谐共存的社会。

他构想的理想社会被称为“法郎吉”，在这个社会里，社会制度被精心设计，以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隔阂。同时，劳动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一种幸福的源泉，每个劳动者都能得到公正的回报。

傅立叶是提倡妇女解放的先驱，他认为妇女的解放程度是判断社会是否实现真正解放的关键指标。他并不支持废除私有制，也不赞同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来实现社会变革，而是倾向于通过宣传和实验，来展示他理想中的福祉社会的可能性和优势。

傅立叶对一个充满幸福与欢乐的未来社会抱有坚定的信念。在法郎吉中，私人仆役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专业服务人员，如保姆和厨师，这将极大地促进有益的劳动，使美食成为人人可得的享受，使文化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沃土。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乐于参与劳动，也公平地享受劳动的成果。

傅立叶对于那些只知空谈、不切实际的哲学家持有明确的鄙视态度，认为这样的言论不仅无益，而且荒谬。他的著作展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追求的是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即使偶尔使用华丽的辞藻，也总是以清晰和易于理解为目标。

傅立叶的理想尽管在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他对社会改革和人类福祉的贡献，以及对后世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却是深远和持久的。他的思想启示人们，追求幸福和社会公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