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人——东山书院随想

青  禾

明万历十七年，即公元1589年的一个早晨，五岁的黄道周背着书包踏出家门，上学去了。五岁的黄道周带着旭日的红光，步伐轻快、跳跃。学校离他家并不远，用闽南话说，也就“五伐脚”的功夫。先下几个台阶，走一段平路，再上几个台阶，便到了。

他所上的学校叫崇文书院。

400年后，当我来到铜山古城时，发现情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在黄道周故居后面，有一棵名为“翰墨香”的荔枝树，树下耸立着一块石头，上面镌刻着“明黄石斋先生故里”。黄道周，字幼平，号石斋。由“翰墨香”拾阶而上，便是“黄道周纪念馆”。黄道周纪念馆是在崇文书院的故址上重修的。400年前的崇文书院，面对浩瀚的大海，在大海与书院之间，风动石凸然而立，诉说着一个千古的传奇。

黄道周纪念馆（崇文书院旧址）

崇文书院始建于明正德元年（1506年），开始并不是书院，而是一座孔庙。经镇海卫龚朝鼎奏请朝廷批准，由当时铜山所善士武守为募捐而建。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熟悉列宁的一句名言，叫“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看来，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先早就铭记于心了的，这所由军人倡导修建的书院便是一个证明。

铜山古城因军事而建，铜山所隶属镇海卫。卫所是明代兵制，“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铜山所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所为千户所，先有士兵，后有家属，历经100多年，所城由单纯军事设施而发展为军民合住城市，文化教育问题凸显，书院应运而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学校，肩负“教书育人”的重任。王炳照所著《中国古代书院》（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称，中国书院之名始于唐中叶贞元年间（785~804年）。而漳州有文献记载最早的书院松州书院开创于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比王说早了近80年，比《中国教育史》上所说的中国最早的书院丽正书院（建于唐开元六年即718年）也早10年。漳州文化教育之盛，始于唐，兴于宋，而灿烂辉煌于明清。仅明代，漳州有书院近20所，中进士327人，故有“海滨邹鲁”之称。铜山古属漳州府漳浦县，也许，正是这个大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气氛，促成了崇文书院的诞生。

黄道周是我国明代著名理学家、书法家和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与书院结下不解之缘。

明人洪思《黄子年谱》说：“黄子五岁，入小学而慧。”五岁的黄道周学的是《论语》。说来有意思，《论语》在古代是“启蒙”，如今却成教授们的“学术”，于丹因《论语》而成学界之大腕。黄道周读书喜欢动脑子，小小年纪就敢于与老师对话，他说：“圣人只教人以读书，有子何教人以孝悌？圣人只教人以老实，曾子何教人以省事？”老师答不上来。洪思这样说，另一位明人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上也这样说。他们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表扬黄道周从小聪明灵活，而我们却从中看到古代书院的一个侧面。“师道尊严”与“教学相长”并存。看来，远离文化中心、地处海疆的崇文书院办学理念还是开放的，气氛宽松，课堂活泼，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崇文书院从孔庙到书院，成为铜山所最早的官办学校。加上办在书院的私塾，有学生200多人，一路发展下来，到万历年间，铜山已是“儒彦云起，簪缨鼎盛”，崇文书院师生中，有中举人的，也有中进士的。天启二年（1622年），黄道周中进士，一年后回乡，“迎太夫人来京就养”，回乡时，在崇文书院讲学，并为崇文书院题书“斯文在此”、“金声玉振”。看来，他对母校的教育成绩是满意的。

明嘉靖五年（1526年），这是铜山教育事业大发展的一年。这一年，巡海道蔡潮先后在铜山创建了两所书院，一是建于岵嵝山顶的南溟书院，一是建于深井村风动石下的东壁书院。南溟书院奉祀宋理学家朱熹，故名朱文公祠；东壁书院内恭奉魁星大帝，故有魁星楼之称。铜山遭遇蔡潮，是铜山的万古之幸。我原以为巡海道是武将，却是一个文官。蔡潮，字巨源，号霞山，浙江临海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为官有政声，嘉靖元年（1522年）任福建右参政，巡海泉漳。他是一个有作为的行政长官，又是一个文人，有《霞山集》《对偶菁华》传世，史称其“诗文清淳雅洁”。由这样一位长官来筹建铜山的两个书院，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400年后，当我们来到南溟书院，虽书院几经磨难，毁而复修，已非故貌，但沿途石刻临风，诗文流香，“与造物游”“学海文澜”“天开文运”“登山观海”“巍巍书院建山巅，栋宇凌云祀昔贤。海阔天高雄气象，性尊道学衍真传”……把我们带回当年的繁幽深秀，如见莘莘学子，如闻琅琅书声。由于时光的磨洗，东壁书院已不可寻，但当年黄道周、陈士奇、陈瑸师生在书院“夜则共寝，日则共砚”的情形，我们可以在黄道周的《魁星图》里捕捉到些许信息。

有了书院，铜山文教大兴，名贤蔚起。黄道周喜不自禁：“吾乡之子弟，拖船荡桨亦能文章。”由此，“戍卒之徒变为诗礼之家”。铜山，这座城墙不足2公里（571丈）长的弹丸小城，在明中后期的百来年间，竟出了10名进士，登科22人，有贡生27人，庠生近500人，并有近80人出仕，文官武将皆备。这昌盛这繁荣让我想起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中的一段话：“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欤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

书院之功，功不可没啊。

中国文化人，大都与书院有不解之缘，不是从书院出来就是到书院讲过学做过学问的。他们研读经史，为文赋诗；他们讲学讲经，著书立说，传经布道。他们先把自己变成文化人，再把别人变成文化人，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文化人，以文化人，教育者先从自己做起。文以载道，文即道，文化文化，先把自己给“化”了，“严于律己，忘我为人”。悲天悯人、担当天下是他们共同的人格特征。

从铜山崇文书院出来的黄道周，是“化”了自己又“化”别人的典范。黄道周五岁入崇文书院，学《论语》，动脑筋，七岁读《通鉴纲目》，“自是知古今邪正之辩，与王道之大也”。一路下来，到了20岁，“夫子知王道难行也，况欲以白衣之士，一旦出蓬户，谈非常之功，动乎明主乎？”不但学问了得，立志报国，而且知道报国之艰难，用现在的话说，已经是一位成熟的爱国主义战士了。42年后，62岁的黄道周以学者之身，领一顶南明“兵部尚书”的空衔，募兵抗清，兵败被执，在金陵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从容就义。他不但用他的道德文章，而且用他的生命，绘成了一幅悲天悯人、担当天下的人格图像。这是一幅感天动地的图像，这图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文化人。

黄道周学成之后，为官之余，四处讲学，著书立说，与他有关的书院，不下十数家。他也曾数次回乡，到他的母校崇文书院及南溟书院、东壁书院讲学，“聚徒授课”。陈士奇、陈瑸是他的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也和黄道周一样，先当学生，后当老师，在家乡的书院讲过学的。陈士奇、陈瑸两人都是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陈士奇官至四川巡抚，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陷重庆，陈士奇战败被俘拒降，为大明王朝尽忠重庆校场。陈瑸“读书负大志”，官至湖广参议，崇祯十六（1643年）年，领七省军务，率部与张献忠战常德，虽“英气世所尊，搴旗贼所忌”，最终还是为朱氏江山捐躯常德城。从铜山书院出来的这三位进士，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经历，文人带兵，为国殉难。他们身处乱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了自己的信念，勇往直前，不惜牺牲。他们是用儒家思想把自己“化”了的纯粹的传统文人。

黄道周去世之后54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铜山乡人重修南溟书院，奉祀黄道周。又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皇帝改谥黄道周“忠端”，称之“一代完人”。对于以前反对过大清朝的人，乾隆是有气度的，他的赞扬或许有实用主义的成分，但作为中国有作为的皇帝，他的称道实际上也是一种传统道德品格与文化精神的认同。

进入21世纪，铜山古城已成旅游热点。但人们热衷于在风动石留影，在关帝庙朝拜，他们从黄道周纪念馆门前匆匆而过，让这座重修的崇文书院闹中取静。而在它身后数百米的地方，重修的南溟书院则更是人迹罕至，一片风清鸟鸣。听说有人建议，在东壁书院的旧址重修魁星楼，这个建议尚未得以实施，我们只能在它的遗址边想象它昔日的繁忙与执著，感受它远去的儒雅的书卷气息。

说实在的，铜山的书院已经没有多少“古味”了，些许摩崖石刻迎风，几块残缺古碑没草。身临其境，过往的游客会不经意地把你的那点思古之情悄悄地带走。但我还是从黄道周、陈士奇、陈瑸的事迹中，感受到它们真切的存在。铜山书院和全国所有的古书院一样，曾经哺育过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在教书育人方面，在以文“化”人方面，它们似乎比现代学校更坚守，更执著，更清高，更纯粹，也更让人怀念。

是的，现代人崇尚自由，但我想在自由的灵台上祀奉一份崇高。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东山》；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