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画三绝德泽披乡人
陈济谋
今年初夏，一个清凉惬意的午后，我在东山岛西门兜海湾古澳路街的一处老屋驻足流连……
澳路街，窄如小巷，老屋孤寂地掩藏在它的一段僻静处。老屋其实很小，并不像旧时通常的深宅大院，没有气派的门楼，更无高高的院墙，只不过是一处用花岗石砌建、宽不足四米的狭长单层平房（现在房子的上面部分是上世纪90年代加盖的）。要不是门前墙根处还立着两个举人旗杆石座，谁都不会相信这就是以诗书画三绝名世的前清举人马兆麟的旧宅——“宜宜轩”。
“宜宜轩”，是马兆麟放弃仕途后筑以自娱的。光“宜宜轩”三个字就足见主人当年的淡泊和风雅。“宜宜轩”尽管简陋、狭小，却丝毫掩不住它曾经的文采风流。马兆麟擅诗词、工书法、通音律、雅好昆曲、博学多才，一生经历晚清、民国近百年的岁月，履历丰富，阅人涉事甚多，与同治状元陆润庠、任伯年、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于右任等众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有过从；其子马徵祥，光绪癸卯举人，精于诗文书法，有“闽南第一才子”之称，曾被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聘为新加坡道南学校首任校长，回国后出任民国同安县长，堪称一门风雅。在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心目中，“宜宜轩”真有散发不尽的文化馨香。
马兆麟（1837-1918年），清光绪元年举人，又名瑞书，字子般，号竹坪，又号东山里人。精明练达，为人豪放，是清末民初著名诗人、书画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马兆麟出生于古铜山一个中医世家。幼年丧父，靠母亲扶养成人。马兆麟自小聪明颖悟，熟读四书五经，母亲希望他长大以后能继承父业当个好医生，而他却对绘画诗文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兴趣。同治十二年（1873年）考取拨贡，光绪元年（1875年）考取举人。此时的马兆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和旧时代所有读书人一样，考中进士，金榜题名，浮现天子眼前，实现“兼济天下”的抱负和理想，同样是马兆麟的美好梦想。他一生共赶上三次会试。第一次，他不辞劳苦，千里北上。因为家里穷，考前未能像其他举子那样“拜谒老师”，给主考官送礼，结果他已进入“贡士卷”的卷子（古代考进士，主考官先在参加会试的卷子中选出合格的试卷，称为贡士卷。只要被选上贡士卷，就具备了参加殿试的资格。而有资格参加殿试的贡士，一个月后参加等额殿试，就是进士了），莫名其妙地被人抽掉，致使名落孙山。世事无常，当他第二次准备参加会试时，因得痈病而无法成行。过了三年又到会试时间，偏偏又遇老母病故而不能参加考试（过去规定，举子服孝期间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目睹考场的黑暗和屡屡不顺，马兆麟从此心灰意冷，决定放弃仕途，退居故园，筑“宜宜轩”寄情书画以自娱。
马兆麟一生以诗书画名世。他的画，题材广泛，于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而尤擅花鸟。他早期受诏安画派开派人物谢琯樵影响，中年以后四出游历问艺，行迹遍及东南各省，特别是在沪上与任伯年、吴昌硕等朝夕过从，日日浸淫于切磋画艺。马兆麟对一代大家任伯年推崇备至，称其是“无今无古一枝笔”，于是注意吸收、融会任伯年清、奇、秀、逸的画风，从此画艺精进，画风也为之一变。他有一套作于“辛巳仲冬”的花鸟四条屏，用笔温润，工写相兼，充满墨韵的铺染，或浓或淡，笔笔灵动飘逸，既得宋元笔意，又传青藤、八大和任氏神韵，充分显示了他的画学渊源和驾驭水墨的功力。他的画驰誉海内外，连续几届获全国（南京）画展一等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的作品“春、夏、秋、冬”在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上获荣誉奖，嗣后又获“南洋各国美术作品联展金质奖”。有多件作品被法国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他的书法，融入楷书韵致，凝重端庄，内敛含蓄，貌拙气酣，一派堂皇磊落之象。邱俶员在《菽园赘谈》中评他的书法“苍坚疏古，如其画然，求书画者户限为穿，且有六千里外走书帛以相属者”。马兆麟的书画不仅称极于他的那个时代，其流风遗韵还深深影响着以后的画坛以及东南亚各国。当时南国画坛俊彦沈瑞图、谢东阑、沙涛松、曾筠、林嘉等无不受他沾溉。
马兆麟平生志于“声韵歌行”，常“因寄所托，即景情生”。他的诗，文思奇峭俊雅，意境苍茫豪迈，当时有人评他的诗是“气节轩昂，有嘎嘎独造之妙”，叹其“诗名为画所掩”。晚年曾将平生所作“汰冗删繁”编成《吹剑轩诗钞》一册，在他辞世16年后的1933年，由厦门明明印刷公司出版。由于印数不多，一时间“为海内外学人所崇索”以致“一本欲求难得”。他的诗，内容广泛，有感事哀时、咏史明志，有对历代忠烈先贤的赞颂，有抒发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有对现实社会黑暗的鞭挞和拷问，有对劳苦大众不幸命运寄以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也有自己拳拳报国之心至老未衰的真情流露。如他写给梁启超的一首诗，便可见其非同一般的赤子情怀：
铜琵铁板唱江东，泪洒扶桑捧日红。
大陆嗟如呼哺鸟，清流终是可怜虫。
千年禹甸山河异，一种天生血气同。
抖起精神撑起脊，男儿到此是豪雄。
马兆麟一生虽以诗书画名世，但在东山，人们更为广泛传诵的，还是他同情百姓、造福乡里、闪耀着人格光辉的可贵品质和德泽：
他兴办教育，一生致力于子弟的培养。早年在广东、龙溪一代讲学，返乡后亲任铜山南溟书院山长，戊戌变法后又倾尽家财创办“铜山东升小学堂”。为方便贫民子弟，他还特意将校址选在城郊。他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而自己的唯一愿望只是身后的埋葬之地能听到学子的琅琅读书声。
他一生蔑视权贵，而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贫苦渔工、店员、农民却寄予深切的关怀和同情。他主动与他们交朋友，洞悉民情，关心民疾，倾力相助。铜山沿海，海难频仍。无数次的海难和灾害，他每一次都慷慨解囊率先捐钱捐画，还以自己的声望和影响，挨家挨户发动出钱出力，帮助受灾民众渡过难关。
他待人真诚，处事公允，总是教导乡人要和睦相处。所以乡人之间发生争端，都爱请他出面调停，他也总是公允无偏地加以调解，因此深受民众的信任和尊敬，以致“找马老师评理去”成为那时市井乡间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有钱有势的人因为占不了便宜，官府衙门因为被断了财路，由妒而恨，便无端罗织“私设公堂”、“私立陋规”的罪名将他关进漳州大牢，后因铜山各界民众鼎力营救，才得以无罪释放。
他为方便百姓，造福民生，长年四处奔走大声疾呼在东山设县。清末铜山隶属诏安，两地相距130华里之遥，民众有事，都得往诏安城关跑，跋山涉水劳累误时且不说，还要受贪官衙役敲诈勒索，“带钱垫案”，苦不堪言。1915年，民国政府交通部总长、福建巡按使许世英巡视铜山港，登门拜访马兆麟。他没想到这位前清举人、大名鼎鼎的诗人书画家、儿子还当了七年民国县长的老人，住房竟然会如此简陋狭小，这令他十分惊诧，便主动提出要由政府划地拨款为他盖房。马兆麟连连摇手，婉言谢绝了许世英的美意：“老朽上有青瓦，下有红砖足矣。”接着马兆麟就从历代铜山军政管理的沿革到百姓的困难、苦楚，再到政府管理的诸多不便，力陈在铜山设县的必要性，最终说服并取得许世英的支持。这位巡按使后来在呈给大总统的文件中说：“世英于六月二十五日巡视该处（指铜山），迭据绅、商、学界马兆麟等禀请设治，以便人民，世英周咨博访，众论佥同，又复亲自考察，详加调查，铜山实有设治之必要。”铜山设县也遭到一些名流、绅士的激烈反对。马兆麟联络社会各界人士，上下游说争取，使越来越多的官员赞同设县。在许世英的帮助下，几经波折，终于在1916年5月1日批准设立县治，因与江苏的铜山县重名，遂正式定名为东山县。马兆麟为铜山百姓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反对建县的人感叹“名流绅士一大把，不值铜山一只马”。
他还有许多轶事趣闻至今还被民间所津津乐道。有个名叫卫士的年老乞丐，每次上门乞讨，家人都给饭菜吃。有次被马兆麟碰到，他便邀请乞丐进屋同桌吃饭，直至老乞丐病死。“马老师容卫士”的故事至今还在民间流传。马兆麟宅心仁厚，对登门求画者从不冷落，总是有求必应。有个小孩拿了一把雨伞求画，他也不问是哪家孩子就给画了。他的一位学生因生活窘迫，在自己的画上落马兆麟的名款，还当面用马兆麟的私章盖上，在场的人纷纷指责，而马兆麟却笑着说，“他困难，落我的款，盖我的印，能多卖几个钱也好”……
前人评论马兆麟，称其为“怀奇负异而不彰者”。我一直在思索，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马兆麟对民众的命运与疾苦表现出如此的关切与同情？
马兆麟从小生长在狂风巨浪的海边，而铜山自古又是崇尚关羽侠义精神的地方，明朝末年，这里曾经走出一位铁骨铮铮、深究理学、精于易理，被乾隆皇帝誉为“立朝宗正、风节凛然、不愧一代完人”的大儒黄道周。这种特定的人文环境，无疑会在马兆麟的文人禀性中注入刚性的豪情和侠义。他赞颂关羽：“神则怡然，气则浩然，藐则穆然，一部春秋，早已了然。惟其然，自汉迄今之敬公祀公者莫不皆然”；他赞颂黄道周是“上下五千年，琅琅出金石”“才其腾啸时，天地也动魄”“先生万古名，至今忧啧啧”。所以，探秘马兆麟的心路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满腹经纶的马兆麟，对仕途由热衷转向冷漠，最后屏迹家园以书画自娱，实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和自况。在他的内心“不负苍生”“兼济天下”，做个“忠臣义士”的理想抱负，实际上从未泯灭。“书生报国无长策”,他只能退而求之：一是把自己的诗书画涵养到极致，再就是尽己所能，造福黎民百姓。
“天地有杆秤，公道在人心。”老百姓永远忘不了那些为民众办了好事的人。
民国七年（1918年）十月初九，走过85年人生岁月的马兆麟与世长辞。出殡那天，天低云暗，东山岛上万人空巷，各行各业关店闭门，渔民停船码头，农民放下劳作走出田头村庄，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长街飞泪，哭声伴着呜咽的海涛，迎着瑟瑟秋风，为这位万民敬仰的长者送行……
夕阳西下，我意犹未尽，缓缓走出“宜宜轩”，久久站立在西门兜的海岸边上，任海风吹拂，心如潮涌。
我想：作为科举时代的读书人，马兆麟因为考场的黑暗，未能实现“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这是他的不幸。而他又是幸运的，他的诗、书、画称极于他的那个时代；他以布衣之身，在对周遭世界和身边民众的关切和同情中，赢得百姓的真心敬仰与爱戴。试问，古往今来的读书人，又有几个能有马兆麟那样树口碑于民心的殊荣呢？
马兆麟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诗书画三绝，还有更重要的人格光辉！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