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山古城一老街
唐 颐
铜山古城，巍然屹立于浩瀚的南海之滨。游人们习惯于站在这里，面对浩淼的大海抒发豪情，却很少会站在这里朝西而望。这也难怪，因为那里除了鳞次栉比的民房，没有什么可观赏的。可是游人们错了，单就其间一条很不起眼的老街，就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积淀。老街名叫顶街。这条“瘦小”的老街，全长大约一里，街宽也不过两丈。
还是先了解一下老街的来历吧。
据清人陈振藻《铜山所志》载：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太祖朱元璋为巩固海疆，派遣他的心腹江夏侯周德兴在闽粤交界的东山岛修建了铜山城，并让1200名漳州府兵把守。周德兴没有料到，这些来自周边县域的守兵，身处荒凉海岛，心想老家亲人之余，每每偷潜回家与亲人团聚。周德兴深知，长此以往海疆无法巩固，便于建城6年后的1392年，从千里之外的兴化府（今莆田）调来同等数量的府兵取而代之。可是这些来自远方的兵士，与漳州府兵一样思念远方亲人。为稳定军心，周德兴允许兵士亲属前来长住共守海疆。
这样，在铜山城内西南边，就出现了一条顺着山势平行而建的街，军人家属们的家，就建在街两旁。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人家属越来越多，就又在这条街的下边修建了一条新街。为了区别，先建的街就叫顶街，后建的街就叫下街。
可以说，顶街的出现，凸显了明军将领人性化的戍边策略。
还是这条老街，使关帝文化由军营走向了民间。
在此之前，关公是作为战神的形象被军营里的官兵们供奉的。顶街的军人家属们希望自己的丈夫或儿子在守卫海疆的作战中如关公一样无往而不胜。这样既能卫国，又得以保全生命，也就保了自己的家，于是守城士兵们便把军营中的关公神像分灵到家中，并逐渐形成风俗。关公神像就这样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顶街的建筑很具特色，既有闽南民居风格，又有海岛民房特点。
远看，这些老屋并不高耸，一律坐北朝南，密密地挨着，仿佛是一列手挽手的战士。老屋之所以不高，是因为海岛风大，建高了受风不坚固。老街北边，有一座名为“狮山”的小山，是它，挡住了秋冬凛冽的东北季风；南边，是蓝色的大海，春夏间南风习习。这样的地理位置，使老街冬暖夏凉，非常适宜居住。人家老屋的屋脊两边，黑色燕尾高高翘起，是屋主人对荣立战功飞黄腾达的渴望。斜房顶是红砖铺就的，白墙壁是用蚝壳烧成的白灰抹成的。蓝天下，红房顶，白墙壁，形成顶街古建筑的外观特色。
近看，人家屋檐顶上都置着个烘炉，里边或种着仙人掌，或仙人球，或龙舌兰，或芦荟。跨过门槛抬头仰望，门额上或是石刻或是木雕或是彩绘，全是怒目圆睁的雄狮头，那锐利的牙齿里横衔着一把宝剑。这些带刺的植物、雄狮、利齿和宝剑，都是驱邪消灾用的。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军人及其家属们与邪恶势力抗争的决心。
走进院子，靠墙之处多是小花圃，种着茉莉、胭脂花、蔷薇、牡丹、玫瑰之属，是军人后裔生活情趣的表现。
进入厅堂，但见房梁正中画着红色的蝙蝠，象征这人家对“洪福”的思慕与追求。尤其令你惊奇的，是所有人家的正厅墙上，一律地悬挂着关帝神像，其两旁对联或是“志在春秋功在汉；忠同日月义同天”，或是“发大圣贤志气；醒愚夫妇真心”，额匾的文字或是“浩然正气”，或是“义薄云天”。这种对忠义正气的追求，孕育了东山人刚烈节义，为捍卫社稷江山而无畏流血牺牲的秉性。
顶街最引人注目的建筑，是街中段的“纶章垂耀”华表。这是明隆庆二年（1568年）朝廷为表彰长期坚持在海岛从事启蒙教育、后高中进士的唐文灿而修建的。华表为石结构，高6.7米，宽6.8米，4根石柱各高4米。华表前额镌刻“纶章垂耀”，后额刻“科第开先”。前者的意思是：朝廷诏书对你的表彰使你美名流传显耀；后者的意思是：你开创了海岛人家高中进士的先河。
位于顶街最北端的崇文书院由镇海卫龚朝鼎倡建，明正德十一年即1516年由原所迁移至此，现为黄道周纪念馆。顶街北边狮山上的文公祠由巡海道蔡潮倡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年），即后来的南溟书院。它们都有500年的历史了。是这两所书院的先贤们，祀孔子、朱熹，设义学，启蒙教化，习书礼文，并授以忠义仁勇诚信之德，使军人子孙后裔知书达理，以天下为己任，在天下风云突变之时，以血肉之躯献身于社稷民生。
值得一提的是位于顶街最南边的张进将军府（现为县图书馆）。张进是当年郑成功爱将，国姓爷率军收复台湾时，留守铜山城，因谋划与叛将郭义、蔡禄同归于尽，事泄后在此引爆火药自焚殉国。
最后还必须提及的是，顶街唯一的一所洋房。这是民国初年的建筑，在国民党军退出大陆前夕，成了该军第58师师部，师长洪伟达就是在这里下达包围铜砵村的命令，使该村147名男子被掳往金门、台湾，酿成了震惊世界、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人间悲剧，也使它有了另一个悲惨的名字——寡妇村。
顶街还有不少明清时期的古建筑，诸如顶街中段北侧的漳潮巡检司衙（清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从诏安分水关迁此）、城隍庙（在黄道周故居西侧，明洪武二十年即1387年为江夏侯周德兴建）、故守备衙署（明洪武二十一年即1388年建，崇祯年间为总兵府署）等。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古建筑，都有其生动的历史。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因素，这些古建筑或遭破坏，或陈旧腐朽。上文所说的“纶章垂耀”华表右边一石柱，“文革”期间被过往车辆撞断，上边横匾部分掉落（今仍放在路旁），右边近半华表则被民居包裹，令人扼腕。
顶街人才荟萃，群“星”灿烂。短短的顶街，明清两代单进士就出了6名，他们都是在中国历史上闪耀光芒的“明星”，请看——
唐文灿（1525～1603年），25岁时考中举人，本应再接再厉攀登进士阶梯的他却放弃进取的机会，在东山岛筹建学堂，从事启蒙教化近20年。史载，东山从此“文人蔚起”。唐文灿考中进士后，官至广西按察使，任上无畏强权，秉公办事，又“设策赈济饥民”而使“全活甚众，民立祠以祀之”。先生故居在今顶街中段华表旁边，但具体的地址无从查考。
文三俊（生卒年不详），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这个世袭军官的后代，曾“知上虞县事（今属浙江绍兴市），以负才倨傲，不能奉承上司”而回乡。之后，文先生在顶街“凿池筑馆、辇山石、种名花以自娱”。遗憾的是，这个有池有馆有山石名花的建筑，到底在顶街的什么地方，不得而知。史上曾因盛极一时而被称为“顶街文”的大户人家，由于清初的“迁界”而衰落了。
黄道周（1585～1646年），明崇祯朝最有学问的人。黄道周是天启二年（1622年）进士，南明政权隆武朝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这位被乾隆皇帝赞为“天下第一完人”的人，由于节烈高义和学问高深，也由于朝廷的褒扬而成为闽南人乃至福建人的骄傲，数百年来，人们被他完美的人格所折服。黄道周故居就在顶街最北端靠近关帝庙旁。
陈瑸（1588～1643年），明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官至七省军务。年轻时因崇敬黄道周而拜其为师，并经常到黄的住处谈经论道。崇祯十六年（1643年），陈率军于湖南大战张献忠，兵败被虏，因不愿投降而被杀。先生旧居在顶街靠近西边城门地方（今铜陵二小对面）。城门抗战初期还在，后因战事拆毁，先生的旧居也因此消失了。
陈士奇（1587～1644年），天启五年（1625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官至四川巡抚（当时的巡抚，集全省军、政于一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1634年倭寇进犯东山，回乡奔母丧的陈士奇，召集铜山众贤，在陈家治丧大厅共谋抗倭大计；与他的父亲、老渔民陈焯捐银购置武器，又制造扭攻车，带领民众于南屿设“暗鼎阵”（就是将铁鼎埋于沙地里，倭寇上岸踩踏而滑倒，民众乘机冲杀），击退倭寇。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围重庆，本已完成交接事宜而离任的陈士奇闻信，义无反顾返城率军抵抗，战败被俘，不屈而死。先生故居就在顶街中下段路旁。由于长期的风雨侵袭，故居正厅于70年前倒塌，他的后裔子孙因贫穷而无力修复，至今仍然是残墙败垣。
黄道周、陈瑸、陈士奇3人由于年龄相仿、出身相似、志趣相投，当年曾经是顶街的骄傲。据民国《东山县志》称：“陈瑸、陈士奇之于黄道周，师而友也。”在清初学者洪思所著的《黄子（即黄道周）年谱》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先问业于其家者，唯海边西、南陈耳。子盖喜其贫而亲之，入则与子共砚，出则与子共衣，夜则与子共被，日则与子取柴水。”可见这3人的亲密关系，后来他们都成进士，都由文人转而率军作战并同为国捐躯，可见少年时期的顶街学习生活，对他们的学识增长和志向形成的巨大影响。为国捐躯数年后的1648年秋，他们的名字以“铜山三忠臣”的名誉刻在著名的风动石上，与风动石一样不朽。
唐朝彝（1640～1698年），清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官至宗人府府丞（专管皇帝宗室人丁）。在任时曾不畏皇权，智斩祸害民众的皇家小王爷。先生的智勇大义，被历代文人称颂。他的故居在顶街上段，即从黄道周家往下大约150米的顶街北侧路旁。
……
站在顶街的路上，面对默默静卧的老屋遥想当年，仿佛戍边将士和他们的妻儿正行走在顶街路上与你擦身而过；狮山上的书院里传来琅琅书声；黄道周和学友们面对垂危的大明江山正慷慨陈词，阐述扶危救难良策；又见陈焯父子正与乡亲们同仇敌忾，谋划抗倭大计……这时，我会为老街丰富的文化积淀而赞叹不已。
站在顶街的路上，面对夕阳下的老屋审视当今，我为老街的古老陈旧、残墙败垣而失望，不相信眼前的老街曾经的辉煌：府第比邻，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我为它昔日繁华的不再而感慨万端之余，我还会吟咏明代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词牌，悲伤地唱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站在顶街的路上，面对瘦长的街道展望未来，我仿佛看到，在东山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顶街的重修，已成为建设国际旅游海岛的重点工程之一。曾经的狭小路面变宽敞了，人家老屋旧貌换新颜而又不失古朴风格。我又看到，昔日的顶街，已改名为“明清一条街”，街上游人如织，“老外”们手持照相机、摄像机忙不迭，拍摄下游览铜山古城一老街的珍贵镜头——铜山古城的老街顶街，一定会随着建设国际旅游海岛城市的良机而焕发青春！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东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