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烽火中的福建鼠疫防治

徐文彬

鼠疫是近代福建的主要传染病，对福建社会影响之深，人员损失之惨烈，在全国颇为典型。近代之前，史书对福建鼠疫罕有记载，直至1894年，香港暴发鼠疫，疫情通过海路传播到厦门岛、南日岛、平潭岛等地，并以厦门为中心，向晋江、同安、海澄等地蔓延，鼠疫开始危害福建。^[1]此后福建鼠疫连年暴发，沿海各地饱遭肆虐，逐渐蔓延至闽西、闽北等内陆山区，在全省形成燎原之势。

鼠疫流行，与自然环境、气候、交通、建筑、人口密度等因素颇有关系。^[2]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沿海各县“多沙积土，种植地瓜、花生等厥状作物，海风四季侵袭，乡民房屋建筑多矮小、缺乏窗户，阴暗潮湿，都是利于鼠类蚤类的繁殖”。闽北等内陆山区“多山，房屋结构多用木材、地板、夹墙板，尤适于鼠类的繁殖”^[3]。房屋多由木头建造，有利于啮齿类动物宿主和跳蚤生存繁殖。福建沿海与内地主要通过闽江、汀江、九龙江等内河航运相连接，实现人员、物资的流动。鼠疫通过航运网络，“由闽南沿着运输粮食船只，向闽西闽北两地，逐渐传播”^[4]。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故自1894年鼠疫侵入之后，即盘踞各地渐次蔓延而不衰也”^[5]。

    一、全面抗战期间福建鼠疫的暴发及蔓延情况

全面抗战期间，福建鼠疫愈演愈烈，态势失控。时人谓之“东南各省鼠疫流行以福建、江西、浙江、广东四省，其中以福建省为最多”^[6]。如表1所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福建鼠疫得到较好的控制，病者人数与死亡人数均低于1936年人数，但1942年之后，鼠疫呈现失控的状态，病人数达到1660人，1943年、1944年疫情臻于顶峰，仅1943年死亡人数即超过之前7年死亡人数总和，覆盖全省32个县市，直至1945年疫情方得以控制。

从鼠疫空间分布来看，“除闽东北及闽西一带外，全省均受其威胁”^[7]。如表2所示，顺昌、南平、建瓯、建阳、浦城、水吉、邵武、政和等闽北8县发生鼠疫，占鼠疫总县数的30%，安溪、同安、海澄、惠安、南靖、龙溪、晋江、南安等闽南8县亦占鼠疫总县数的30%，福州、福清、平潭、仙游、长乐、莆田、连江等闽中8县占鼠疫总县的20%。闽东仅有罗源、古田两县，闽西仅有永定一县发生鼠疫。可见抗战时期鼠疫覆盖福建沿海、内陆广大地区，以闽南、闽北、闽中为主要疫区。全面抗战期间福建鼠疫如此严重，令时人颇有感慨“近数年来，本省各县疫患仍炽，一届鼠疫萌动时期，鼠疫不免随地发现，罔加防堵，蔓延堪虞，染疫牺牲，动辄以千百计，长期以往，遗患何堪”^[8] 。

     表1  福建省历年鼠疫病例统计表

数据来源：中央卫生调查组：《福建省历年鼠疫病例统计表》（1936年—1952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1-001-0017-0031，1952年9月。

       表2   福建省各县鼠疫患者死亡统计表（1943年度）

数据来源：中央卫生调查组：《福建省历年鼠疫病例统计表》（1936年—1952年），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1-001-0017-0031，1952年9月。

全面抗战期间，福建鼠疫如此严重，与时局颇有关系。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封锁福建海上航线，攻占金门、厦门等沿海地区，对闽北、闽西等内陆地区狂轰滥炸，省会福州亦于1941年、1944年两度沦陷。福建经济生产受到严重破坏，防疫经费、物资极度紧缺，档案文献中常有“窘于经费、物资”“药品殆尽”等相关记载，甚至连省会也难以保障必要的防疫物资，更毋论偏远县乡，极大地限制了防疫工作开展。战争还导致日常用品、建筑器材极度短缺。时人已经认识到改良低矮建筑物、撤除天花板、开天窗能够有效遏制鼠疫，然而“战争导致物价高涨”^[9]，此类工作均难以彻底开展，影响防疫成效。

更为恶劣的是，日军设立细菌战部队，在闽浙等地付之实战，其中浙江金华、义乌、衢州是日军发动细菌战的重点地区。1940年12月，金华“连日敌机袭击，屡撒鱼子状颗粒，经专家鉴定确是鼠疫病菌，手段恶毒，于此可见”^[10]。日军还派遣特务携带鼠疫菌潜入浙江等地。尽管日军主要在浙江发动细菌战，但由于战时人口迁徙，许多细菌战受害者逃难到毗邻的闽北等地，使疫情在福建传播。有研究者指出“日军侵占金华、义乌等地，散发鼠疫病菌，引发了鼠疫的暴发流行，由于上述地方的国民党士兵、伤病员和难民涌入了相邻的浦城，而将鼠疫传播到浦城各地”^[11]，导致1943年闽北鼠疫大流行。

战争亦使人口迁移流动频繁，加剧疫情传播。全面抗战期间，福建68个县市全部沦陷的有27个，部分沦陷的有14个，受战事直接影响的有7个，受轰炸损失惨重的有5个。为躲避战乱，大批民众背井离乡。根据不完全统计，全面抗战期间，福建有“难胞2508164人，占全省人口总数22%强，相邻省份涌入难民约3万人”^[12]。难民在逃难途中，风餐露宿，身体免疫力降低，而且颇多细菌战受害者，容易交叉感染。战争还使“客旅人数增多，往来起居，流动太甚，很可能造成辗转传播的更多机会”^[13]。以1943年鼠疫为例，“福州患者928人、莆田699人、晋江499人、福清426人，约占去年本省32县市的患疫总人数之半”^[14]。这主要是因为连接四县交通的干道毁于战乱，“军民必需品的盐米等项必须以人力来代替运输”，加之战争使人民生活困难，“乡村男女老幼凡挑得动担子的都群处谋取蝇头微利，补助一部份收入，所以便形成客旅的激增”^[15]，导致四县鼠疫日益蔓延，荼毒甚巨。

总之，全面抗战期间，日军的侵略，严重破坏福建社会生产，使原本脆弱的社会生态更加衰微，防疫计划难以有效执行。日军发动细菌战，人为制造传染源，使国人惨遭荼毒，受害者甚多。为躲避日军暴行，大量民众背井离乡，使战时人口流动频繁。在上述因素影响下，福建鼠疫频发，覆盖全省广大地区，暴发频率、感染人数、传播区域均超过抗战之前，在东南沿海诸省中堪称典型。

    二、全面抗战期间鼠疫对福建社会的冲击

鼠疫肆意蔓延，严重地影响战时福建人群繁衍生息与经济生产，给社会心理留下深刻的烙印，形塑战时福建区域社会的特殊形态，表现在诸多层面。

全面抗战时期，福建鼠疫共有腺鼠疫、肺鼠疫、败血症型鼠疫三种临床类型，其中以腺鼠疫为主要类型。福建省防疫总所曾于1941年—1942年间，诊断860人，其中“腺性鼠疫占753例，肺性鼠疫占39例，败血性占5例”^[16]。腺鼠疫占确诊病例总数的87.55%。尽管腺性鼠传染性较低，且主要通过伤口感染，但仍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全面抗战期间，福建共发现鼠疫16990例，其中死亡12274例，死亡率高达72.24%。^[17]该数据仅反映冰山一角，偏远乡村的民众多未能得到救治，未被纳入统计。鼠疫如此凶险，甚至连地方官员亦难以幸免。1943年6月11日，建瓯县县长吴亚农“十一日甫接篆，即染腺性鼠疫，十二日因温度过高，入昏迷状态，在基督教医院救治无效，十三日晨病故”^[18]，震动全国。

鼠疫的高死亡率与高传染率，常导致阖家、阖村灭亡事件发生，因此每当鼠疫袭来，社会陷入恐慌之中。1942年，顺昌鼠疫，旅居该县上洋镇（今湖口镇）的学者洪心衡生动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形：“全镇仅千家，日死数十人。时疫甚祸水，生命等轻尘。丧夫才东屋，哭子又西邻。入耳声凄楚，满眼景沉阴。鼠且衔尾走，人焉以保身。当道不过问，亦枉呼高坟。嗟嗟离乱日，咄咄苦难辰。我生何不幸，作兹历劫民。”^[19]民众惶惶不安心理可见一斑。省会福州亦是鼠疫重灾区。每值疫情暴发，“阖乡之人，时时刻刻，耳只闻啼哭之声，目但接不祥之物，其神经所受痛苦，有谁能堪”^[20]。人员接连死亡，丧事频频举办，民众压抑至极。

     抗战期间福建省卫生防疫大队所在地——永安萃园

鼠疫发生后，民众陷入恐慌，进而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时人对此深有感触：“（鼠疫）不仅死亡而已，其可怕情形，于洪水猛兽犹如。某乡发现鼠疫，则全乡居民，逃撤一空，影响于社会秩序、民众安宁甚大。”^[21]1942年永定“城厢鼠疫猖獗，死亡甚多，城中中小学校均停课休假，遣散员生”^[22]。许多机构亦被迫迁址。1943年6月，福建省银行驻顺昌上洋办事处办公场所及附近“鼠疫甚炽，一二日间死亡数十人”。办事处主任长子亦染病身亡，办事处人员“心俾不安，顾客裹足不前”，顺昌县县长嘱转该处“须暂停数天或暂迁行址”^[23]。办公人员亦无心办公，甚至躲避推责。概而言之，在鼠疫冲击下，各行各业均处于停顿状态，使“昔为热闹市镇，一经鼠疫蹂躏，顿成无人废墟”^[24]。

鼠疫袭来，福建民众由于“防疫知识缺乏，迷信深固，每诿为神祇散瘟，浩劫莫挽”^[25]。他们试图通过祈求神灵、做“普渡”来抵御鼠疫，使迷信风气高涨。1942年6月，南平县大凤镇南山乡“遭鼠侵袭，死亡200余人。继而延及大风镇，乡民无知，祈神驱灾，大做“普渡”。今则疫势转炽，日来大坝及游厝两地，每屋均死亡二三人至五六人不等，连日仍发现死鼠无数”^[26]。次年，建瓯鼠疫肆虐，为平息疫情，“长街头做五天普渡，请和尚念经，还发动仓长路居民集体吃素。忠孝镇通仙社发起‘消除瘟疫灾难大游行’，一夜开支达三十万元。五帝列队出巡，神棍四处化缘，大捞一把。观世音菩萨也‘当仁不让’，在黄华山举行几昼夜燃灯大会，霞抱剧团从数十里外赶来赞襄善举”^[27]。迷信活动的盛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人员聚集，增加传染几率。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福建鼠疫的频繁暴发，对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导致人员大量伤亡，民众被迫背井离乡。工厂停工、学校停学，后方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紊乱，严重削弱抗战有生力量。

    三、全面抗战期间福建地方政府对鼠疫的应对

全面抗战时期，福建鼠疫频繁发生，给地方人民造成深重灾难，严重影响抗战，迫使福建省地方政府采取诸多应对举措，减缓鼠疫对社会的冲击，保障社会的正常秩序。

20世纪30年代之前，福建省政府未设立卫生部门，检疫防疫工作通常由海关、警察局执行，直至1935年，闽西等地暴发鼠疫，促使福建省政府在民政厅下设卫生科。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应对鼠疫，福建省将卫生科扩充为卫生处“以资统筹”，经费“就原有之卫生科省会卫生事务所、卫生实验所、五里亭卫生所各机关经费斟酌分配”^[28]。福建省还成立防疫总队，在闽南、闽西、闽北等鼠疫重点区域“设置防疫所7所，防疫队4队，巡回医疗队1队”^[29]，一旦地方发生疫情，即从省会卫生事务所派遣人员，携带药品器材与防疫所、防疫队汇合，共同应对。与此同时，从1937年4月至1938年2月，全省62个县（市）陆续设立了卫生院、防疫委员会，与防疫队相互配合，扑灭疫情。全省的防疫工作如疫苗拨发等均由防疫队所隶属的省卫生处统筹。若省会暴发疫情，由卫生处长“策动全市医疗及防疫人员从事防治、消毒、注射、隔离等工作”^[30]，所需经费均从省府领取。

注射疫苗是应对鼠疫的有效举措。全面抗战之前，福建已推行疫苗注射应对鼠疫。1937年4月，泉州发生鼠疫，当地卫生局积极设法预防，巡回医疗队及医师公会派员在云梯镇第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三保举行全保免费防疫注射，受惠者达千余人之多。^[31]全面抗战爆发后，迫于严峻的防疫形势，福建省政府颁布《福建省鼠疫注射暂行规则》，规定“凡是年龄在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之男女，均应施行鼠疫预防注射”。在鼠疫最易发生之地，由当地防疫所或主管卫生行政机关“依其管辖区域之广狭，设立若干鼠疫免费预防注射处，实施普遍免费预防注射”。若地方未设防疫所、卫生行政机关，“得由当地社团及医师临时设立鼠疫预防注射委员会，以便推行预防注射”。如果该地医师拒绝接受行政机关之指挥，不配合执行注射工作，“由该管行政官署，处以五十元以下之罚金”^[32]。福建行政当局试图将防疫注射制度化，遏制鼠疫蔓延。

遏制鼠疫，须动员社会大众参与，方能奏效，然而福建民间信仰兴盛，“一般劳动者惑迷信，鲜来防疫”^[33]，对政府防疫举措颇有抵触，拒绝疫苗注射。地方民众“还认为老鼠是财神，鼠疫是瘟神，不敢惊动它，所以有病不敢报，老鼠不敢抓”^[34]。为此福建地方当局“希与各界广为宣传，恪守事半功倍效果”，并开展夏令卫生运动，实行扩大宣传周，举办卫生展览会等活动，并注重报刊书籍宣传。《东南日报》推出《防疫宣传特刊》，邀请卫生界人士，刊发《本省鼠疫流行情形及分布县份》《鼠疫之检疫之方法》《如何防治鼠疫》等文章，对鼠疫的历史源流、传播方式、预防举措加以宣传，福建省政府秘书处还编印《福建省鼠疫之防治》等书籍，普及鼠疫知识，促进民众的认知。

                 《鼠疫约编》书影

鼠疫是通过跳蚤等媒介传播、流行在啮齿动物间的自然疫源性疾病。^[35]消灭疫鼠，方能从根源上消灭鼠疫。全面抗战期间，福建地方当局将消灭疫鼠作为应对鼠疫的预防之本，要求卫生行政人员须会同卫生工程师，考察当地建筑方法，规定“凡一切新建筑包括住屋，商店，货栈等，均须强制依照规定建筑，即竭力避免空隙洞穴，直接减少鼠类繁殖机会，间接可以减少鼠疫之发生”^[36]，鼓励民众改良房屋，不给老鼠隐蔽之处。与此同时，福建卫生部门还开展消毒行动，扑灭鼠类、跳蚤，断绝鼠疫菌媒介物。1943年，永安鼠疫期间，共“消毒户数2669户，计3752间，蒸熏鼠穴2446个”^[37]，遏制鼠疫的蔓延。1943年晋江发生鼠疫，为鼓励民众捕鼠，当地卫生院提倡捕鼠一头奖励火柴一盒，“市民自动捕送者踊跃，每日约有百头左右”^[38]，不到一周时间，“计已捕送大小鼠2525头”^[39]。与此同时，地方当局结合新生活运动，对街巷、水塘等公共场所，开展防疫清洁大扫除，督促居民保持户内外清洁，养成不随地吐痰的好习惯，减少病毒传播几率。

鼠疫具有高度的传染性，隔离传染源，截断其传播途径，方能减轻危害程度。早在1935年，为应对鼠疫，福建省公安局暨水警警队会同检疫队“在入省要道，严密警戒，并筹备隔离治疗”^[40]。全面抗战爆发后，福建地方政府为能及时发现病患，卫生机关通常会晓示市民，“如有疑似鼠疫病人，须赶速报告或送所诊治”^[41]。福建军政当局亦出台类似规定“各县如有鼠疫病人发现，并经诊断确实时，即由县长立时电告战区长官部及省政府，并于六小时以内将疫户周围五户至十户实施封锁之，并将该户居民一律移居留验所留验七天”。如果遇到有不遵守者，“不论任何军民，该专员县长得予强制执行，并按行政执法规定罚办”^[42]。并通过保甲等基层体系，动员社会大众监控疫情^[43]。除隔离患者外，封锁疫区亦是截断传染途径的重要举措，一旦地方发生鼠疫，“应立即于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疫站，必要时得断绝交通”。执行封锁疫区时，“须绝对严密迅速，务使疫区之居民不致闻风逃避，或将粮食行李，私行搬动”^[44]。

总之，全面抗战时期，福建地方政府为应对鼠疫，强化公共卫生机制，设立防疫队，采取注射疫苗、灭鼠消毒、封锁疫区、隔离病人等方式消灭或隔离传染源，阻止疫情扩散，注重防疫宣传，向公众普及鼠疫知识，尽可能动员社会力量扑灭鼠疫。此类防疫举措，契合战时局势，颇具现代公共卫生色彩，在实践上取得一定成效。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2期，作者为闽江学院历史系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注：

[1][5][7][16]柯乔木：《本省鼠疫流行情形及分布县份》，《福建日报》1943年4月11日，第4版。

[2]王季午主编：《传染病学》，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477页。

[3][17]中央卫生组：《鼠疫调查报告》，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0171-001-0017-001，1952年9月。

[4][8]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福建省地方病情形与防治》，1939年，第5页、第1页。

[6]《闽省水灾、救济、防疟工作情况，购运奎宁粉经过报告》，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11-14-45，1940年3月。

[9][13][14][15]柯恺：《福建的鼠疫》，《新福建》1944年第6期，第35页、第34页。

[10]《寇机空袭金华，播鼠疫病菌，我设法紧急防止中》，《扫荡报》1940年12月3日，第2版。

[11]杨家茂：《20世纪40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中华医史杂志》2005年第4期，第241页。

[12]福建省政府编：《福建省沦陷区抗战损失调查汇报》1946年1月。

[18]《鼠疫猖獗 建瓯吴县长罹疫病故 晋江死亡已近三百人》，《东南日报》1943年6月14日，第3版。

[19]洪心衡：《东风引吭集》（油印本），1980年，第32页。

[20]《市府关于防疫、推行公共卫生，换领卫生检验执照等的训令、指令、来往文书》，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901-3-56，1944年。

[22]《福建省银行永定办事处关于鼠疫蔓延暂避城区范围的函》，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24-003-000855，1943年4月。

[23]《福建省银行上洋办事处关于鼠疫蔓延移址办公的函》，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24-003-000856，1943年。

[24][25]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编：《福建省鼠疫之防治》，1939年，第1页。

[26]《南方日报》1942年12月3日，第3版。

[27]潘芳：《战时建瓯另一灾祸——鼠疫》，《建瓯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第76页。

[28]《福建全省卫生处组织规程》，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01-001-000016，1938年1月。

[29]《福建省防疫队防疫所巡回防疫队组织暂行规则》，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01-003-000013，1940年7月。

[30]《刘主席手令扑灭省会鼠疫 拨款二万元充为防疫费》，《福建日报》1941年11月27日，第2版。

[31]中央卫生调查组：《鼠疫调查报告》，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171-001-0017-0010，1952年9月。

[32]《福建省鼠疫防疫注射暂行规则》，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01-001-000472，1938年2月。

[33]《本市三日来，鼠疫已稍戢，望市民加紧捕鼠灭蚤 防疫经费积极劝募中 各西药商多慷慨认捐》，《福建日报》1942年6月11日，第4版。

[34]中央卫生调查组：《鼠疫调查报告》，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171-001-0017-0010，1952年9月。

[35]杨林生、陈如桂：《1840年以来我国鼠疫的时空分布规律》，《地理研究》2000年第3期，第243页。

[36]陈世华：《如何防治鼠疫》，《福建日报》1942年7月20日，第2版。

[37]《永安鼠疫，已告渐平》，《福建日报》1941年12月11日，第2版。

[38]《函复据报该处并无疫症，暂缓行强制注射一节》，《福建省银行董事会、省卫生处、省卫生处防疫大队、省银行及连城、清流、龙岩、周墩、连江等办事处关于注射预防鼠疫疫苗的公函》，福建省档案馆藏，档案号为0024-0003-00835。

[39]《捕鼠换奖火柴，须加灰粉密封，以防疫鼠跳蚤传至人体》，《福建日报》1942年7月15日，第2版。

[40]《闽发生鼠疫，当局积极防治》，《京报》（北京）1935年5月8日，第2版。

[41]《永安续发现鼠疫患者》，《福建日报》1941年11月28日，第2版。

[42][44]《防治鼠疫 长官部颁紧急处置办法》，《东南日报》1944年3月28日，第3版。

[43]《本市陆续发现鼠疫，上坊李正明已死。北门戴福仁症危，卫生院签请重设隔离院》，《福建日报》1943年2月2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