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檗寺里追寻隐元高僧的足迹

方友德

从福清渔溪镇折西而行五六公里，只见群山环抱，峰峦叠翠，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一座古朴而恢宏的寺庙。这山，就是黄檗山；这寺，就是万福寺。

黄檗山万福寺所以蜚声海外，是因为明末清初这里出了一位隐元大师。他是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鼻祖。隐元是继鉴真和尚之后，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二个伟大使者。

十余年前，我曾到日本旅游。在京都东南郊，也有一座黄檗山，山中也有一座万福寺，十分恢宏开阔。建筑风格、寺庙格局、中文殿名和两侧对联，几乎是从福建的寺庙克隆再造的。导游是一位福建籍的留日学生，课余兼职做地陪。他笑着对我说：“这个寺的祖庭，就在我们福建福清市！在日本，福清万福寺的下院就有500多座，黄檗宗信众有1000多万人！这座是隐元和尚公元1654年东渡日本后建造的，他和他的弟子，还把中国的书法、茶道、雕塑等文化艺术传到了日本！”

隐元的名字我早有所闻，但他在日本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却不甚了然。从此我有个愿望，有机会一定去拜谒黄檗山万福寺祖庭。

             黄檗山万福寺

机会来了。这次到福清市采风，我主动请缨：到黄檗山万福寺！

那天下午，我到万福寺。走过有6座七级浮屠的塔院，万福寺主持悲升法师已经站在前殿门外迎候。他把我们带到客堂接受采访，悲升法师不徐不疾，有条有理地娓娓道来，带领我们一路追寻400余年前一位从这里走出去的高僧大德的足印。

一

隐元(名隆琦)，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年)生于福建省福清县万安乡，兄弟三人，隐元行三，原名曾昺，号子房。6岁时他父亲出外谋生，音信杳然，家境日蹇。隐元9岁就读乡学，翌年冬即退学，与兄长从事耕樵，维持生计。21岁以母亲为他准备结婚用的银钱作路费，登上了孤独寂寞的寻父旅途。初经江西豫章至南京舅父家，次赴浙江宁波舟山族叔处，苦苦寻找两年，父亲下落依然不明。为求观音菩萨指点，归途中隐元遍访浙江各地寺庙。又乘船前往舟山普陀山。普陀山观音道场庄严肃穆，使23岁的少年俗念顿消，立意到观音院旁的潮音洞充当茶头(佛前献茶及为大众供茶)。翌年3月，念老母在堂，乘船返梓，劝母亲诵经念佛。隐元28岁时，母亲去世，由于奉请黄檗山万福寺僧侣为母亲追荐冥福，他结识了黄檗山鉴源禅师。在鉴源的规劝下，隐元打消了去普陀山出家的念头，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二月十九日，随鉴源禅师在黄檗山落发为僧。当时的黄檗道场已近荒芜，为重振黄檗禅风，隐元四方化缘，听经问学。在各地参学听经中，他产生了很多疑问，便慕名往嘉兴府金粟山向临济宗高僧密云圆悟求教。

在金粟山，隐元师从圆悟禅师，修禅问答，辨道解疑，道业大进。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圆悟应黄檗山万福寺耆宿信众恳请，许诺住持黄檗，并请隐元同往。翌年八月，圆悟又退居金粟山，由他的弟子费隐通容住持黄檗。隐元又从费隐禅师学道，彼此禅机相契，隐元奠定了良好的禅学基础。崇祯十年(1637年)十月初一，师父隐退，隐元接受众请住持福清黄檗寺。

万福寺所处之山以多产黄檗树为名。黄檗树又称黄柏，落叶乔木，树皮可以入药。山以树名，寺以僧显。黄檗寺由唐朝正干禅师于贞元五年(789年) 开创，原名般若堂，后改称建福禅寺。唐宪宗年间，成为临济宗繁荣道场，后渐衰败。

隐元住持黄檗以后，倾心重兴伽蓝，首先致力于新建庵塔，增置田产，确立黄檗的经济基础，一时僧众达千余人。翌年春季，隐元以千日为期，开阅寺中全部藏经678函，还重兴了刷印楼，开版刊印流通法物。他倾力教化，或游行诸方，或问道对酬，利众化他，黄檗宗风闻名遐迩，重兴为江南一大禅林。

二

顺治十一年(1654年)初秋，满鬓银发的隐元禅师携僧徒工匠40余人登上了日本九州的长崎港。长崎是江户幕府唯一开放与中国、荷兰通商的港口，也是日本吸取外来文化的门户。居住在这里的华侨曾集资兴建了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时称“三福寺”。当时兴福寺逸然禅师门下的无心性觉禅师是隐元弟子也懒性圭的禅友，恰值崇福寺住持空缺，他和该寺檀越合力邀请也懒赴日，也赖途中不幸遇大风浪，船毁人亡。无心法师在万分痛惜之时，恳请逸然法师邀请也懒的老师隐元来日。于是，逸然和长崎通事及“三福寺”檀越等十余人联名函请隐元禅师东渡弘法兴禅。由于老师费隐的劝阻，隐元复函称年迈难适远行，婉言谢绝。同年8月，逸然再度作函，并附路费百金托付往来商船再次邀请，但中途遇海盗抢掠，未能送达隐元。翌年3月和11月，逸然连作两函，并派遣弟子自恕、古石等专程回中国礼请。隐元特遣黄檗监寺良者赴长崎了解了日本方面情况，才于同年12月1日复函逸然法师，感其至诚，决心东渡弘禅。1654年5月10日辞众启程，6月3日经泉州到厦门，寄寓天界寺。抗清将领延平郡王郑成功得知隐元东渡之消息后，特嘱其堂兄郑建国等前往参谒，表示协助。6月21日，隐元一行乘郑成功预备的船只东渡。船行8天后，进入东海，遇到台风，天气骤变，巨大浪涛把船桅折断，船在海上团团转，尾舱也出现漏水，他们脱下衣服堵塞漏洞，与台风搏斗三天三夜。隐元自己在船头祷告佛祖，保佑平安渡海。12天后，海上风平浪静，众僧修复被台风摧坏的桅帆，继续东航。到了第13天，大船进入日本海域后，遇上两艘正在海上寻找他们的官船。当日本幕府官员登上船时，发现中国僧人大都筋疲力尽，衣不蔽体，唯有隐元盘坐在舱内纹丝不动，感到万分惊讶和感动。隐元东渡的消息早已在长崎等地传开，翌晨，受到了以逸然性融禅师为首的当地僧俗贵贱、男女老幼的礼拜迎请。当天，隐元就在兴福寺开堂演法，寺内外数千人跪拜聆听其演讲《生命之流—业与轮回》。隐元广征博引，其禅净双修的佛学思想和广博学问，令日本佛教界广为赞叹。同年10月15日，隐元于兴福寺安居弘禅，仰慕中国禅师而求道者云集，达百余人。兴福寺跃为长崎一大丛林。一年后，隐元携僧徒辞别兴福寺，经一个月长途跋涉，抵达大阪普门寺。隐元的到达引起当地巨大反响，顶礼膜拜者似潮水般涌来，多时达千人。嗣后隐元去京都参访了妙心寺、南禅寺、东福寺。据《黄檗外记》载，隐元禅师莅临妙心寺时，京都僧侣、朝野各界人士前簇后拥，如云似霞。同年，经幕府应允，龙溪法师在普门寺为隐元兴建了禅堂。隐元在江户城晋见了德川幕府第四代将军家纲。此外，幕府的大老、老中等辅助将军、总理的国务、政务官员先后在江户皈依了隐元禅师。

1659年，日本皇室决定在东京醍醐山麓，赐址330公顷给隐元建新寺，让其振兴日本佛教。1661年隐元在京都府宇治郡风景秀美的村庄别墅区动工营建新寺。新寺的山号、寺号均以黄檗山万福寺命名。此后，日本黄檗宗尊称中国福建祖庭为“古黄檗”，日本新寺为“新黄檗”。在兴建伽蓝、屋舍的同时，隐元还专门从福建泉州请来了佛像雕塑师范道生，雕塑了观音、韦驮、伽蓝神、达摩祖师、监斋、弥勒、十八罗汉等佛像。第二年1月15日，京都司统辖武士、掌管警察、军事等官员和诸山大德、四序僧俗云集法堂，举行了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开堂庆典。

三

隐元对日本文化所做的重要贡献，除了开创日本佛教新宗派——黄檗宗，还对日本文化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隐元在日本创建的黄檗山万福寺，不仅寺名与福清的相同，而且在建筑式样和装饰上也体现了明代福建寺院的风格。在隐元去日本之前，日本各地禅宗寺院大都受中国南宋建筑样式的影响，色彩淡雅，格调朴素。而隐元在建“万福寺”时，将福清万福寺的建筑风格和装饰样式搬到日本：院落宽敞，轩昂大方，左右对称，整齐壮观；寺院的梁、柱、椽等处都涂上艳丽的色彩，以艳红为主，其间又夹杂着青、蓝、黄、白等色，使整个寺院金碧辉煌，充满生气。从此黄檗禅宗声名大振，邀请隐元及其弟子前往讲经的日本寺庙越来越多，福建黄檗文化迅速在日本传播开来。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有13代为中国僧人，万福寺的佛教仪式、清规戒律至今尚保存明代遗风。

日本的雕刻，尤其是佛像的造型艺术，因隐元的到来而打上福建雕塑艺术的烙印。早在建万福寺的过程中，隐元就请泉州的佛工范道生到日本。他塑造的观音菩萨，神态端庄，面容慈祥和蔼；十八罗汉，个性鲜明，栩栩如生，富有实感；韦驮天、伽蓝神，蓄有长须，手持锡叉，守护在“三尊”身旁……福建雕塑艺术的特色，给日本的雕塑艺术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一提的是，范道生还雕刻了一个弥勒佛像，首次把挺胸袒腹的弥勒佛介绍到日本。由于弥勒佛肥胖厚实，笑容可掬，因此很快就被日本人视为富裕的象征而备受欢迎。

隐元东渡日本时，还从福清带去《万历版大藏经》（即《径山藏》），并将它交给日本黄檗僧人铁眼道光雕刻。铁眼经过11年的努力终于刻成。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日本《黄檗版大藏经》。该版《大藏经》共695卷，印数颇多，遍布日本各地，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檗宗僧人多能书善画。隐元的到来对日本书法影响颇大。在隐元等人东渡之前，日本的书法多效法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人。隐元到日本后，将宋代福建蔡襄的书法介绍到日本。日本人把隐元传去的书法流派称为“黄檗流”。隐元及弟子木庵、即非等人的书法被誉为“黄檗三笔”，他们对江户时代的书法界影响甚深，许多人临摹“黄檗流”而成名成家。

隐元到日本后，日本的生活习俗也发生了不少变化。在随隐元到日本的弟子、工匠、画师中，以闽南人居多。他们都有饮茶的习惯和一整套的沏茶方法，因此，福建闽南的沏茶也渐渐从僧侣流传到社会，对日本的茶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食物方面，隐元从福清带去许多菜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本人用隐元名字命名的“隐元豆”（俗称四季豆）。直到今天，“隐元豆”还是日本的主要蔬菜之一。

此外，中国音乐特别是福建南音、福建民间医学、福清黄檗寺的素食烹调方式和僧人会餐方式等也在日本流传开来。

1673年（日本宽文十三年）4月3日，隐元禅师在日本圆寂，时年82岁。日本天皇为了表彰隐元禅师在日本传法的功绩，特赐给隐元“大光普照国师”的称号，这是中国僧人获得的最高荣誉。隐元禅师在日本传法弘道整整20年，为福建人民与日本人民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隐元禅师作为一代高僧著作甚多。主要有《黄檗山志》《黄檗清规》《黄檗语录》《云涛集》《松堂集》《太和集》《弘戒法仪》等。这些都是隐元禅师留给日本人民的珍贵文化遗产。

四

悲升法师介绍了隐元身世、东渡经过和他对日本佛教及文化艺术的影响后，我又请他谈谈自己经历和近年来古黄檗寺与日本友人的交流交往经过。

　　他建议我们出去走走，边参观寺院，边介绍情况。

　　悲升法师老家在山东潍坊，高中未毕业就出游名山大川，一年多的颠沛流离后，在山西五台山出家。1987年到莆田就读福建佛学院，嗣后又入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深造。

　　1991年，悲升法师来到福清古黄檗寺。经过“文化大革命”摧残，这里几乎只剩下一片荒野，周围黄檗大树被砍伐殆尽，出家人只有三个。1992年，福清籍的印尼华侨陈子煌先生鼎力支持，出资860万元，建成山门、大雄宝殿；旅日京都华侨同乡会，助建法堂、藏经阁；日本黄檗宗下院怀着感恩之心，献捐黄檗塔院、禅堂、费隐亭。寺内重新移植黄檗树种50余棵，并逐年扩大，使其茂密成林，恢复昔日黄檗山“名至实归”风貌。

　　1993年7月，日本黄檗宗监寺内藤文雄亲自乘飞机恭送仿真身木雕隐元禅师像回祖庭供奉。1995年6月20日，由日本信徒山冈伉俪捐建的黄檗山万福寺隐元纪念堂落成。

　　走到隐元纪念堂庭下，我驻足在一处醒目的宽幅石碑前。一道夕阳半隐半现地照在斑驳不清的碑文上，我近前仔细端详，这是一块《东渡僧人供养碑》，上面镌刻着随隐元法师东渡僧众的芳名，先后共有87人，下有小字刻其身份及原籍，其中40余位是福建人。僧众不乏出身画师、工匠、艺人等。这块供养碑是日本滋贺县山冈容治和夫人严慕娥捐建的。

　　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日本等国的海外人士的捐资，万福寺修建工程圆满竣工。总门、山门殿、天王殿、经幢、大雄宝殿、七宝塔、回向堂、法堂、禅堂等建筑逐步落成，于1997年12月8日举行了开光庆典法会及佛像开眼法会。近年来，每逢隐元大师的诞辰或圆寂纪念日，都有大批的日本信徒组团到黄檗山万福寺和隐元纪念堂来举行祭奠仪式和朝拜。1979年以来，日本黄檗宗信徒多次组团到福清祖寺拜塔谒祖。2011年，黄檗宗开山350周年庆典，日本以中泽元重为团长的30余人，专程来祖庭古井汲水，带回日本作为茶道表演供奉隐元大师之用。近10多年来，悲升法师接待的日本百人以上大团体就有12次，小团体和个人散客更不计其数。

　　我问悲升法师，我们祖庭有派团赴日交流吗？

　　悲升法师一共去过4次日本。他向我一一介绍：

　　1999年，日本黄檗宗众下院发函诚邀悲升法师访日。悲升提出要重走一遍隐元法师当年弘法路程，隐元住持过的寺院都要亲历亲为参拜。所到之处，僧众列队欢迎，一起传修茶道、普查料理等佛教饮食文化，接待的黄檗宗管长内藤文雄、宗务总长赤松达明、庶务部长中泽元重都对隐元大师念念不忘，感恩戴德。他们送给祖庭古黄檗寺当年隐元修订的《黄檗清规》《狮子岩志》《黄檗寺志》4册，《隐元法师全集》12册。这些宝贵资料，祖庭已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中被焚。他们还郑重承诺，当年隐元禅师东渡从中土背去多少佛学经典，今后都要分批背回给祖庭。2006年，日本成立《大伯乐经》寄赠委员会，管长赤松达明亲自背回600卷线装版《大伯乐经》到古黄檗寺。

　　2003年，悲升法师参加省佛教协会访日友好交流团到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管长仙石泰山亲自接待。参观了文华殿和铁眼版《大藏经》，有宣纸印刷的150多卷，是当年隐元禅师和弟子铁眼禅师木雕石版印刷，现已列为日本国家级文物。管长答应日后复制一份送给祖庭珍藏。

　　2005年，参加日本黄檗宗信徒山冈容治追思会。

　　2012年，悲升法师与监院恒愿法师同行，参加日本黄檗宗开宗3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问：近两年来，中日交流还正常吗？

　　说到这里，悲升法师蓦地神情黯然，面容严肃，十分惋惜地说：“由隐元大师开创的这种中日友好交流传统，这两年停顿了。我想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影响。但我相信这种停顿不会长久。我曾多次给日本黄檗宗管长、部长分别写信，说明我们的态度：信仰应该没有战争、没有国界和地域的阻隔，信仰交流的畅通不应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中国佛教徒和中国人民愿意和日本佛教徒、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临风把笔，翘首东望，鸿断鱼沉，渺无回音。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环顾四野，追古抚今。我坚定相信，东瀛信众、扶桑百姓，内心必然同样燃烧着这种强烈的愿望：渴望持久和平，矢志不移；珍惜中日友谊，地久天长！尽管有人倒行逆施，践踏正义，不问苍生拜“鬼神”，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隐元在天之灵，一定祈望看到他开创的友谊之舟冲破骇浪万载绵远。

让大师永远放心，拈花微笑吧！

（本文原载于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省作协“走进八闽”文化采风系列之《走进福清》；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