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部队宣传报道工作

杨国栋

    一、我给《前线报》文艺副刊投稿

我刚入伍在守备六团当战士的时候，三张报纸必看，一是《前线报》，二是《解放军报》，三是《福建日报》。之所以《前线报》放在首位，道理很简单，关心这张福州军区的报纸这一天是否有我们团的新闻、通讯等稿件刊登在报纸上，或者全师范围内认识的新闻干事与报道员，刊登了稿件，我也为他们高兴，甚至打电话祝贺一下。《解放军报》自然是大家非常关心关注的头等报纸，尤其是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系全国最权威的报刊。“两报一刊”一旦发表社论，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对于基层战士报道员来说，要想上一篇《解放军报》文章或者新闻，难度之大不亚于攀登一座五六千米高的山峰。正因为难度超大，所以有些单位领导，对刊登《解放军报》的作者（主要是战士）给予极高的待遇。凡是上一篇《解放军报》通讯或者新闻稿，给予记三等功一次；如果上了《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记二等功一次。有的战士报道员，就因为上了一篇《解放军报》新闻稿，作为培养对象，提升为干部。待遇和奖励之高，地方新闻工作者难以堪比。

参军入伍后，我最大的心愿和爱好其实是喜欢写文艺作品。1977年12月，《福建文艺》（《福建文学》的前身）曾经发表过我的一篇文学作品《四个鸡蛋》。其后《前线报》文艺副刊、《解放军报》文艺副刊、大型文学期刊《昆仑》，以及《福建日报》文艺副刊，包括后来福州军区文化部（后合并到宣传部）主办的《前锋文艺》等，也都发表过我的文艺作品。但是我很清楚，部队首长喜欢和需要的是新闻报道，将团里的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先进做法迅速报道出去，加上团里有报道组，没有文艺创作组，我当时就被指定为团报道组成员。新闻报道写好了可以直接提升干部，发表几首诗歌或者几篇小说、散文，没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照样退伍回家乡。

就在这个时间段，我认识了《前线报》文艺副刊编辑傅荣和老师。傅荣和1971年参军入伍，1977年调到福州军区《前线报》社当编辑，负责文艺副刊版面。

我亲历的部队宣传报道工作我1978年给《前线报》“战地黄花”文艺副刊投稿，写的一篇散文是《周恩来在建宁的日子》，讲的是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周恩来和朱德主持第四次反“围剿”战斗的指挥。周恩来就住在我的家乡福建省建宁县城的一座两层木板楼房里，坐镇指挥整个反“围剿”战斗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以及江西方向其他的战役战斗。由于周恩来和朱德完全按照毛泽东和朱德创建的那一套“诱敌深入”的战法，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故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文章写好后，我向“战地黄花”文艺副刊投稿，很快被采用。由此，我非常荣幸地认识了傅荣和编辑。

1979年4月间，因为事先没有电话联系，我下到团里的2连5排采访，却不知道傅荣和老师专程来到了平潭岛守备六团深入生活和采访。见我不在团部机关，于是叫报道组林海和冯彪等同志联系我，也一时没能找到我。等到我回到团部报道组，见到傅荣和编辑时，已经过去了两天。我内心无比愧疚，一再向他表示歉意，他却非常宽容，总是笑笑的，没有对我批评。原来，此前半个多月，我写了一篇小报告文学，讲的是团里的通讯连一位刘姓技工，对小功率电台进行技术革新取得成果的先进事迹，受到上级首长表扬。稿件发给“战地黄花”副刊后，傅荣和编辑觉得文章较简单，于是抽空专门下到我们团里，由我陪着他再次到通讯连采访刘技术员和他的战友，重新挖到了不少新的素材。回到《前线报》社之后，傅荣和编辑用了较多的时间，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不少地方是他重写。

数月过去了，文章以《年轻的革新者》为题，用了一整个“战地黄花”副刊版刊发。让我非常不好意思的是，傅荣和编辑将我的名字排在他的前面。我羞愧难当。然而这篇文章对于我来说是炎热暑天中的及时雨，对于我在部队提升干部起到了促进作用。虽然我后来提升干部是29军军里下给守备二师的名额。无疑，傅荣和编辑的帮助十分给力。应该说，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傅荣和编辑是我永远值得感谢的兄长加首长！

    二、杨司令员对我谈新闻报道

1978年6月期间，天气有些炎热。我在32826部队团报道组当一名新闻报道员，实际上还是一名士兵待遇。中午吃饭的时候，差不多吃到一大半，就听到团机关管食堂的后勤处助理员突然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说是总参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要到饭堂来看望大家。

听到说杨成武司令员要到饭堂看望大家，尤其是看见一些干部都怕见高官而避开，我也本能地收拾碗筷打算离开。没有想到，就在我收拾停当往外出门的时候，恰巧碰到了杨成武司令员等首长往饭堂走了进来。我第一眼看见杨成武司令员的时候，他也看见了我，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道：“报告首长，我叫杨国栋。”“干什么工作？”“我在团报道组”我回答。没有想到，杨司令员当即对这个话题十分兴趣。接下来，杨成武司令员不顾天气炎热，耐心细致地对我讲部队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战争年代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大意义，论及人民军队新闻工作对于团结教育广大指战员的深刻意涵；和平年代人民军队提高干部战士素质离不开新闻宣传的本质性要求；基层宣传报道员做好新闻宣传的责任担当，等等。杨司令员一口气讲了20多分钟，跟随杨司令员下部队来的军区首长赵华清（开国少将）等一行，都围着杨成武司令员，静静地听他略带闽西客家口音的讲话。我所在的守备六团政委王汉功、团长刘振西等领导，也站在边上静静地听着。我这才发现，文武双全的杨司令员对新闻宣传的满腔热忱，不止停留在口头上，而且落实在行动中。

数年之后，我读到了杨成武开国上将系列反映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回忆录，真切地领悟到这位首长的超前眼光、超前行动。

杨成武谈新闻报道的那一幕，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脑海里翻腾，在我的眼前闪现，在我的内心深处回味。大约过了半个月时间，福州军区29军政治部宣传处副处长陈荫同志来到平潭岛调研和写文章，抽空会见了我们。

一阵闲聊之后，我斗胆向陈荫副处长汇报了我见到杨成武司令员的事情。有高度新闻敏感的陈荫副处长说，杨司令员同你杨国栋一个战士报道员谈新闻报道，这个内容非常好，你应当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杨司令员对我谈新闻报道》，寄给福州军区的《前线报》社通联科（正团级单位），通联科有一个内部刊物，叫着《前线报通讯》，服务对象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师团机关报道员，或者师团新闻干事。文章写好后直接寄给《前线报通讯》，依据我的经验，应该会采用。

听了陈荫副处长一席话，我的内心波澜涌动。我没有犹豫，当天晚上就开始动笔，第二天又花了一天进行斟酌和修改，然后到团政治处加盖公章，发给了军区《前线报通讯》。若干天后，《前线报》社通联科的宋四根同志，专门打来电话，问到《杨司令员对我谈新闻报道》的具体情况，尤其是细节。我如实做了回答。大约在1个月后，《前线报通讯》刊发了我写的这篇文章。

    三、“借用帮忙”的报社采编

1983年9月间，福州军区召开了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训练大会。当时，我正好被借调到军区《前线报》社帮忙工作，作为《前线报》社派出的人选，非常荣幸地参加了这次福州军区组织召开的军事训练大会。主持大会的是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开国少将朱绍清。大会地点就设在福州军区第一招待所10楼大会厅，亦即人们通常说的梅峰宾馆。我当时心里非常明白，只有拿到最高军事主持人朱绍清副司令员（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代司令员）的讲话报告，我的这篇军事报道新闻稿才有望完成。为此，我大胆地向会务组介绍我的身份，和我需要获得他们帮助支持的事项。一位福州军区司令部副团级参谋答应我，他可以帮助协调。我紧紧地盯着这位参谋，等到下班才得到回复，说是军区首长的讲话属于机密，有些内容还属于绝密，即便是军区《前线报》，也不能够报道。我当时一听就蒙了头，脑子一转又觉得不对劲。于是，我搬出了上一次几年前福州军区召开的同样规模的军事训练大会，据理力争说《前线报》仅仅是报道军区召开大会的盛况，报道参加会议首长的名单，报道大会鼓舞士气与参会人员深受教育启迪的感受，绝对不会涉及任何军事机密。

那位副团参谋觉得我也是因为要完成工作任务，也就答应他再去协调一次，终于让我获得了参会首长的名单和参会人员的认识感受等素材。回到报社，天色已黑，草草吃了晚饭，就猫在办公室里写新闻稿，几个小时过去，大约1600字的新闻稿写就。第二天一大早起床，对昨日的稿件进行了修改润色，交到了游皓友科长手上。出乎意料的是，游皓友科长告诉我说：按照往年的做法，福州军区召开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训练大会，必须上一版头条，配上社论和大会照片。照片由摄影记者（编辑）蔡崇真完成，社论就由你杨国栋完成了。时间只剩一天，版面已经预留。

我一听心里顿时紧张起来。原因是我从未写过社论，不知从何下手，于是斗胆向游皓友科长提出，可否免写社论……话音未落，就听到游皓友科长严肃地说：社论不能免！我一时惊住了，这才想起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名言。

游皓友科长拍拍我的肩膀说：这样的“锻炼”机会，以后还会很多，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我没有退路，只能硬着头皮埋头在办公桌前，将“社论”当作难啃的硬骨头，硬是啃下去。不过也有被“逼”而相互比较的画面在脑海里畅游。比起战争年代那些冲锋陷阵的先辈英烈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的“社论”稿件算什么难？不就是码字吗？自从插队当知青到入伍进部队写新闻，已经多年了，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儿吗……这么一想，反倒不紧张了，到报社资料室寻找出此前这方面的“社论”做参考，慢慢地进入状态，花了一个白天，终于将千字文的“社论”写就，交给了游皓友科长。

我要感谢1983年秋天召开的那次规模宏大的福州军区军事训练大会，感谢那个我开始不太情愿而后硬着头皮写下去的“社论”，尤其是特别要感谢我的领导游皓友科长，因为这次任务的顺利圆满完成，我被确认调到福州军区政治部《前线报》社当编辑，算提了干，就在军事二科，从此开始了我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军队编辑记者生涯。

    四、终生难忘的演习采访工作

1984年秋天，金风送爽，阳光灿烂，落叶飘零。福州军区策划安排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拉开序幕。我因为编辑军事稿件，责无旁贷地作为随军记者必须参加。报社带队的是时任副社长的舒化章，一同去参加演习的还有《前线报》社通联科的美术摄影编辑（记者）蔡崇真。由于舒化章副社长的积极协调，争取到了他和我乘坐福州军区首长的直升机直达江西省樟树县（现为樟树市）军事演习第一线。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而且乘坐的是直升机，可以在高空中俯视辽阔宽广的大地和江海，感觉特别良好。

这架直升机上坐着福州军区副司令员赵华清，与他同坐在一块聊非保密话语的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前来指导军事演习的一位师级参谋。在我的印象中，直升机从福州机场起飞后，首先在江西省的抚州地区上空盘旋绕行一大圈，大约首长们意在仔细察看抚州市的地形地貌；随后又在江西鹰潭上空盘旋绕圈；再后飞往江西的三清山，以及省城南昌，将唐朝初年的大文豪王勃抒写过的《滕王阁》看得真真切切，尤其想起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千古名句。正值傍晚时分，江面上渔舟唱晚的景色将我倾倒。虽然我此后多次登临过扬名天下的滕王阁，却唯有第一次从高空的直升机上俯瞰滕王阁的感觉最佳。

也就是在那次福州军区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在那片广袤的红土地上，我第一次见识了数十辆坦克或者装甲车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行驶。那时节喜好用“红蓝军”对抗赛的模式进行军事演习，“红蓝军”双方的指挥部设置在距离演习战场较近的隐蔽处。为了保密起见，即便是我们作为战地采访记者，也不能进入参观。尤其是演习期间被记录的各种数据和军事用语、军事创新，更为绝密，更不能对外报道。

每天参观完实战演习后，我作为记者的第一紧迫任务，就是迅速写出报道演习的新闻稿，直接交给舒化章副社长。他修改后我必须重新誊写一次，然后去找军区政治部领导审稿，签字后才能通过当地演习指挥部，将新闻稿加密输送给《前线报》社值班领导，次日头版头条见报。那时候“电脑”两字尚未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纸媒依然处在铅与火的阶段。

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有一天军区政治部首长不在演习场地，首长要求舒化章副社长将新闻稿件直接送军区政委傅奎清审稿。于是，在舒化章副社长的带领下，我们直接走进了傅奎清政委的临时住宿处。进房后我才发现，首长傅奎清的住宿房屋也就二三十平方米，房内相当地简朴，无丝毫豪华之气。舒副社长说明来意之后，傅奎清政委放下手头其他工作，对我们呈报的新闻稿件进行认真仔细地阅读，然后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站在一旁的我，当即将首长的意见一字不漏地记

在笔记本上，连夜进行修改后，电传前线报社第二天见报。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1985年6月14日，福州军区与南京军区正式合并，整编为南京军区。《前线报》社也与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社合并。8月2日《前线报》终刊。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