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可载入中国新诗史的照片
俞兆平
人生历程中一个不经意时刻的定格，却有可能被纳入历史书写的范围，这张照片的命运便是如此。
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阶段，此时新旧诗歌观念的撞击，若用“白热化”一词形容之，一点也不过分。双方在理论上当场直接交锋的始点为两次代表性论坛，一是1980年4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诗歌理论讨论会”；一是1980年10月，在福建福州召开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会”。这张照片则是“福州会议”与会者的合影。
这次“福州会议”何以有着“入史”的价值呢？原因是福建文学界率先在国内诗坛揭开两种新诗观念矛盾冲突的帷幕。1978年，舒婷在福州马尾区文化馆孙新凯主编的油印刊物《兰花圃》上发表多组诗作，其新异的风格与情调与前30年主流新诗截然不同，目光敏锐的《福建文艺》（《福建文学》前身）理论组负责人魏世英当即选印其中10首辑成《心歌集》发表，并在1980年起的《福建文艺》上逐期发表讨论文章。
一张可载入中国新诗史的照片它打破了多年以来文学批评即政治批判这一惯例，树立了文学观念不同的双方，据理以争、以理服人的批评范式，说它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的首创之举，应该也不过分。因此，由福建文学界发起的这场关于新诗发展的论争震动了中国诗歌界，引起国内诗论学者及诗人们的热切关注，也促成了这次“福州会议”的召开。
会议地点在福州汤井巷招待所。会议的规格从与会者上可以看出，外省的有《诗刊》社编辑部主任杨金亭，中国社科院楼肇明，上海《文汇报》罗达成，湖南诗评家李元洛，诗人宫玺、姜金城、邢书第等，这在当年均是遐迩闻名的文坛“腕儿”。
省内的则有孙绍振、刘登翰、周美文、练文修、蒋夷牧、陈中、张元锦、王国力、范方、王性初、陈志泽、陈瑞统、黄文忠、孙新凯、崔晟、蔡荣电、夏雄、薛宗碧等，其中厦门去的有舒婷、陈仲义、王者诚、谢春池、陈志铭、林祁、翁友本、周俊翔和我，总共有50余人。《福建文艺》编辑部则倾巢而出，有苗风浦、郭风、何为、魏世英、陈钊淦、蔡海滨、朱谷忠、杨际岚等。望着旧照，38年时光逝去，恍若隔世，特别是《福建文艺》编辑部诸位先贤多已作古，更让人有一揪心的痛楚。
在会场上，论争的气氛火爆，支持舒婷创作倾向的与反对的旗鼓相当，双方争执不下。碰撞最为激烈的是“小我”与“大我”“表现自我”与“反映时代精神”等问题，但这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看来，已是文学理论上的“ABC”而已。随着历史的行进，主流意识形态也在不断增大涵容之量度。
特别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认识论”为中国理论界所重新理解与接纳之后，在此原则跟前，上述“表现自我”的困惑等，则随之迎刃而解：艺术创造过程不只是客体信息向审美主体的单向运动，作家诗人主体不只是镜子般如实地机械地反映客体，同时他也以自身的心理结构、情感意向等能动地同化客体，二者呈示“双向逆反同质同步”的运动形态。
如果一位作家诗人，他有着丰厚的社会生活体验，其自我感受源自生活所激发的有血肉、有悲欢、有生灭的现实情感，他们再把这浸染着社会性情感的“自我”“表现”出来，难道能有什么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原则之处吗？可惜这“常识”在当年却成了“异端”“邪说”。
也正是在这次会上，我领略了舒婷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一个清瘦的女孩居然能以她弱小的肩膀，扛起这隐伏着政治风险的重负。当时她给我印象就像是风雨中的一株弱柳。当某“高炮诗人”一连串地发出几十个“为什么”的“炮轰”时，会场的空气似乎绷紧了，但她仍能咬着嘴唇忍受下来。至于会后的状态，只能去问当时和她同住一房的林祁了。
给她最有力支撑的当然是孙绍振了，但那时的孙绍振还不是一棵“橡树”，而是临风的“玉树”（见照片后排右起三，右四为舒婷，右二为我）。洒脱机敏的他在会上对答如流，时而舌锋如火，时而一语破的，其气场往往能一度左右会议的动向。
他在《福建文艺》1980年第4期已发表了《恢复新诗根本的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一文，此次论争更激发了他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深入思考，隔年，那篇震动中国文学界，给他带来无穷无尽麻烦，同时也带来延至今日声誉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在《诗刊》1981年第3期刊登出来了。
照片中站在孙绍振右边的我，自然是因观点与他贴合而致。我和孙师1973年左右就因对诗的爱好而聚首，还一起拜访过那时住在福州仓前山的蔡其矫大师，我的理论兴趣火花则是由这位惯于“胡说八道”、勇于蔑视权威的孙老师所点燃的。在这场新诗发展问题讨论，后称之为“朦胧诗论争”中，我陆续写出了《回顾与探索》《诗，向着人的内心世界挺进》（《福建文艺》1980年第2期/1981年第3期），《“我”在抒情诗中的地位》（《诗探索》1981年第4期），《抒情诗的主体定性》（《文学评论》1987年第3期）等系列文章，从标题上便可看出那时的态度与审美倾向了。
至于讨论会背后的花絮略微记得一二。那时国门初开，身在厦门的谢春池得“洋气”之先，穿着挺括的西装与会，颇为惹目，孙绍振见之，有点刻薄地调侃他：“谢春池，你穿得这样现代，却那么传统？”谁知谢春池也不是好惹的，当即反唇相讥：“老孙啊，你那么现代，却穿得这样传统！”那时孙老师中山装式的衣领正扣得紧紧的，一时应答不了。见伶牙俐齿的孙老师一时熄火，朱谷忠在旁拊掌大笑。
再者，那时的风气还比较纯正，论争的双方都像是出以公心，无过多的杂念或私求，尽管会上锋芒逼人，争得面红耳赤，私下里却勾肩搭背、称兄道弟。离开福州前一天晚上，不知谁摸出了一瓶酒，仲义、春池便上街买了卤鸭和一些熟食等，呼朋唤友，拉来楼肇明、罗达成等，还有舒婷、林祁二位女士，喝得酒酣耳热，颇为惬意，讨论会上带来的不适，就随着酒意蒸发了。
38年后重新审视这张照片，还有一项价值，就是确定这场在福州举办的“关于新诗创作问题讨论会”何时召开的时间问题。现有多种说法，一是孙绍振《历史的裁决：朦胧诗二十年祭》（《文学报》1998年12月3日）一文，定为1980年1月；一是施晓宇《舒婷与“朦胧诗”》（《福建经济报》1999年11月22日）一文，定为1980年2月。估计他们记忆可能有误。
考证有三：其一，照片上众人的着装多是衬衣外加一件中山装，这是春秋季的穿着。若是一二月份，进入福州最冷的时节，非得有毛衣棉衣等才能出外，老苗、郭老等肯定冻得受不了。其二，照片为彩色，查百度，彩照直到80年代初才进入大陆，在一线城市开始流行。1980年一二月份彩照可能还未进入福州，而到该年秋末似乎正合拍，记得当时我们拿到彩照时都十分好奇珍惜。其三，谢春池会后曾陪着宫玺、姜金城等省外客人到武夷山游玩，此两位上海诗人给谢春池的题诗都有1980年10月29日字样。所以谢春池和我讨论后，认为此次会议时间应是1980年10月下旬较为准确。
（作者为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