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叔明：参与见证“邓小平理论”的确立

戎章榕

2023年10月的一天，秋日阳光穿过葳蕤的行道树，斑驳地洒落在路上。我们按照约定，来到九○○医院的高干病房，采访我省社科界的优秀专家潘叔明先生。

当我们从电梯里出来，不料，潘叔明已在护工搀扶下，等候在病房的走廊上。多年未见，潘老老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总是见他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嗓音中有些嘶哑带着福州口音，在不同场合的宣讲台上激情飞扬的状态。三年新冠疫情，这位患有基础病的耄耋老人再次受到重创，好在记忆尚佳、思路清晰，我们的采访就此展开……

潘老的一生，有一件难以忘怀的往事，也是他学术生涯中“高光时刻”，那是他参与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以下简称《学习纲要》）编写工作，见证了“邓小平理论”的确立。

一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潘叔明一直做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源头先秦诸子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其成果有个标志：一是《读摩尔》的出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一是应邀参与了《学习纲要》的编写。

这两件事，从表面上看，好像并无关联，实则有内在的联系。《读摩尔》的副题是“马克思思想当代性论域”，正是对马克思思想当代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卓有成效，才有1994年，应邀赴京参加《学习纲要》的编写工作。

《学习纲要》的编写有其时代背景。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宣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领导职务的决议。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邓小平一次次高瞻远瞩、振聋发聩的讲话，不只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而且是为中国改革开放把舵导航。尤其是1992年“南方谈话”的发表，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为配合1993年《邓小平文选》（三卷本）的出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学习《邓小平文选》热潮的需要，中央决定组织《学习纲要》的编写工作。

潘叔明：参与见证“邓小平理论”的确立编写《学习纲要》需要回应社会上两个质疑的声音：一个是邓小平有没有理论，另一个是这个理论成不成一个体系。只有而且必须回答好这两个问题，才能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回答第一个问题。毛泽东已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有公开发表的五大论作为主要的代表著作（《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邓小平只有“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文选》只是过往讲话的汇编，能否成为理论？

这就涉及如何看待理论问题。理论是实践的概括。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第一次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1994年已经过去十几年了，这中间有很多的实践作为他理论概括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是一个统一整体，贯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而展开，而且他的很多思想、观点都是开创性的。比如，“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观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提法，等等。

看待理论形态的问题。我们传统看理论是像马克思理论、列宁理论那样的形态。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形态，不能因为形态的不同来肯定或否定是不是理论。中国理论形态是受中国传统哲学形态影响很深，像孔子就是语录性的，一句一句的。何况邓小平有三卷成型的文章，其理论形态具有中国的特色。

回答第二个问题。邓小平与毛泽东有所不同。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时期，相对年轻，亦有时间。而邓小平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年代，不可能放下工作去整理著作和文章；退下后年龄也大了，不能苛求80多岁老人去做这样的事。把思想整理成一个体系，这是人民的要求。《学习纲要》就是要解决体系问题。

对理论体系的认识问题。一个是对改革也是革命的认识。当年邓小平对时代的判断，是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现在我们是革命的党，也是建设的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有对社会主义认识问题。对革命的认识问题。邓小平指出，革命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看是最根本的革命。完善建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体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革命。另一个是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革命成功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世界背景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党的八大作出从阶级斗争转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问题的判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这一判断的明确表述是从《学习纲要》开始的，后来写入党章，做了明确规定。

总之，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方略的各个重大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科学体系。

二

潘叔明先生是1994年夏抵达北京参与《学习纲要》的编写工作。

这一批写作组大约由10人组成。《学习纲要》的写法是非常缜密，每个人分工写若干章，晚上自己写，白天全组坐下来讨论，一句一字地讨论，你写的这句话有什么根据，你要说出根据；你认为为什么写这句，要讲出道理。引用邓小平的原话比较多，也有不打引号稍有概括的原话，另有一些概括度比较高的话。初稿完成后，整个起草组再从头到尾一章章、一节节集体讨论，从大小标题、框架结构，段与段之间的逻辑，每一句的表达，一字一句地“抠”，因此前后经历一年才完成。这个书没有写编写者、执笔人，可以说一整本书是经过集体一起讨论的成果，完稿后呈报中央政治局审阅。中央认为，这一《学习纲要》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文选》的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学习纲要》自1995年5月中央发通知，作为全党要重点学习的辅导材料。全书6万余字共分为序言、基础性理论（前3章）、主体性理论（中间8章）、保证性理论（最后5章）和结束语，结构明晰，层层递进，语言精练准确。绪论是邓小平理论的现实和历史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基础性理论包括“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初级阶段的国情论”；主体性理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保证性理论，包括“外部环境”“一国两制”“依靠人民”“依靠军队”“依靠党”；结束语则是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要求，以及前景展望。

中央交给写作组关于这本书另外的任务，是作为党内处级干部学习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和其他书不一样的地方是打开书第一页就是中共中央的文件，其他书很少这样。《学习纲要》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印发，作为全党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辅助材料，也可供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阅读。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章，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后来邓小平理论又被纳入我国宪法中。以后我们党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三

采访结束的若干天后，潘叔明先生托人带来了他撰著的两本书和一张便签。便签上写道：《学习纲要》发表后，我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二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一本书是《读摩尔》。这是潘叔明从发表过的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研究的几十篇论文中挑选出来若干篇分五个方面论域（马克思晚年探索、人类生产力发展形态、真理属性与真理标准、发展问题、历史和文化）编辑而成的集子。一切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过：“哲学是问：什么是真理？而不是问：什么被看作真理？”他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集子，探索未有穷期。为什么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研究？这是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在京前后一年时间，使他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在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国道路问题。仅从收录集子中的两篇文章看：《真理、历史、价值三种标准的内在统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学术自觉》，是分别纪念真理标准讨论20周年、30周年的论文，由此可见作者的孜孜矻矻。

另一本书是《“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这是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可能与他地处海峡西岸有关，解决台湾问题是新世纪的“三大任务”。他认为，“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超越历史恩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的重大历史抉择，是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再就是潘先生认为这是邓小平的一个构想。

潘叔明表示，对邓小平理论这两个方面重大问题的研究，如果说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成果、新的境界，这主要是得益于有幸参加了《学习纲要》编写工作。只是遗憾，潘先生2013年病倒了，反复住院、出院，但他依然坚持读书思考写作。“愿剩猛志见南山，半屋书来半屋药”——他曾如是说。

前面提到潘先生的中国哲学源头研究加深了他对中国理论形态的认识。

潘先生著作《读子六记》于2020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中国哲学史》2021年第一期书讯里评论说：“历代中国学者研读先秦诸子经典的心得作品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本书却在同类书中别具一格。”潘先生认为这是对闽派学术特点的一个概括。

（作者为福建省政协研究室综合处原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