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理学史”专论·

 02. 福建理学萌发的社会历史条件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本来在北方，到了唐宋时期逐步往南方转移。“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时间下限，亦即其终点，应确定在宋代。具体的说，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①

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之完成制定出三条标准，即“人口众多，劳动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②。我们用此标准来检验衡量这个时期福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

    一、人口的骤增

早在汉唐时期，北方民众就不断地移入福建地区，至两宋期间达到高潮。北宋朝廷实行土地私有制，土地兼并更加严重，贫苦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加上北宋有契丹、西夏的困扰，南宋有女真、蒙古的袭扰，民族矛盾斗争的战场均在北方中原一带，而南方则相对稳定，特别是在“靖康之难”北宋覆亡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不安，迫使北方民众寻找生存空间，举家避乱迁入福建地区，出现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人口大规模往南迁移。据记载：

当时入闽有三条大道，一是从分水关经崇安入闽，二是由杉关经光泽、邵武入闽，三是越仙霞经浦城入闽。三条入闽大道都在闽北，而闽北山清水秀，社会安定，故避乱入闽的中原人士，在闽北安家者甚多。《八闽通志·风俗》:“自五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安备五方之俗。”宋知蕲州杨焕于宣和六年(1124)五月二十五日在《东阳族谱序》中亦说：“自五季丧乱，闽独僻在海隅，浦城又邻衢、信，当地山水无瘴疠，非若齐、秦、晋、楚九达之地。故兵革罕及，而明哲保身兹焉，避难者尤多。”③

由于大量民众移入福建，人口急剧增加。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福建全路总户数467815户。到元丰初年(1078),福建全路总户数增至1043839户；崇宁元年(1102),福建全路总户数增至1061759户。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福建全路户数增至1390566户，人口2808851人。④南宋诗人陆游记述：

自高宗皇帝至今天子，历四圣，宽赋薄征，休养元气，岁且屡丰，公饶私余，生齿繁滋。考之《九域志》,郡户八万七千九百有奇，今增五万四千二百有奇，可谓盛矣!而邵武一邑，独当户五万六千四百有奇，为郡境十之三四。⑤

陆游这里讲的只是邵武县人口的增加情况。再看福州地区人口的增加情况，据记载：

邦民皓首，不识兵革，以故生齿繁毓。国初(960—962)主客户凡九万四千五百一十，景德(1004—1007)一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二，治平(1064—1067)一十九万七千一百七十六，元丰(1078—1085)二十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建炎(1127—1130)以来，户至二十七万二百有一，口四十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以今较之，户加建炎五之一，口加三之二。⑥

约在北宋初期，延平府(南剑州)56670户，到了两宋间，增加到157089户。两宋期间，建宁府197137户439677口，泉州255758户358874口，等等。当时只计算户数，每户平均二三口，实际人口比这里的数字要多得多。⑦

    二、农商和手工业的发展

人口增加，劳动力资源充足，劳动者“力勤”,劳动质量高，真德秀称之为“良农”。真德秀对“良农”标准进行了总结：

凡为农人，岂可不勤?勤且多，旷惰复何望。勤于耕畲，土熟如酥；勤于耕籽，草根尽死；勤修沟塍，蓄水必盈；勤于粪壤，苗稼倍长。勤而不惰，是为良农。⑧

勤劳再加上生产技术的提高，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期，必然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福建地区多山，山地约占三分之二，其余是丘陵、平原。福建的先民闽越族人数较少，较大规模的开发是在北宋以来北方移民人闽之后。他们带来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与经验，定居于福建各地，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福建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足，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农业、林业、水果业的栽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基本部分。

福建地区的农业，突出表现在耕山填海上，扩大了耕地面积。福建沿海人口稠密，商业发展，对农业提出高的要求，推动农民开垦荒地海涂；重视利用土地，精耕细作。南宋初年，福建耕地面积在11万顷以上，比北宋初年增加了很多。 

   图１Ｇ１ 莆田木兰陂 (金文亨供图)

同时，还兴修水利。水利当推福州、泉州、连江、莆田等为最。连江知县曾模，“开浚东湖塘二十余里，造水闸、筑岸塍一百二十余所，溉田二千余亩”。还有赵汝愚疏治福州西湖，灌溉附近土地等。最为有名的是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李宏在莆田筑木兰陂，灌溉莆南平原。据记载：

木兰之溪，源永春，流德化，历仙游，趋莆而注之海，不为不远；汇三百六十涧之流，不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万余顷之田，不为不利以溥。……李长者仅富民，皆自邻郡而至，捐金济物，不待一命而然，俱伟以烈矣。……长者重有创焉，木兰相基，天假神授，两山夹峙，左右翊以当其冲。伐石海洲，卧牛抛马，横纵牙互，而钩锁以固。盖以人之力，助其中坚，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走二洋归斗门，以溉以宿以节而入海。陂成而利莆，世世命脉在此也。⑨

李长者弘，应诏相地木兰山下，为今坡。地在钱下林上，溪广水漫，布石柱三十二间，纵横钩锁，上下数里。布长石，浪不能啮干，溪流南行为大沟七，小沟一百有九。以分受之，长四十余里，广十余里。创洋城、林墩、东山三斗门，泄水入海。⑩

木兰陂遏溪通渠以溉南洋，即灌溉莆田木兰溪以南的广大平原。⑪木兰陂是当时最大的水利工程，现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就闽北的水利建设来说，浦城有陂坝520座，建安有陂坝255座，邵武有陂坝129座，普遍地出现用筒车灌溉高田，并出现水碓。这就使农业种植品种和收获量大大增加。⑫

杨时在萧山任职时，仿福建的水利建设，主持疏通萧山湘湖，灌溉9乡13万亩，至今仍造福于当地人民。⑬

 图１Ｇ２ 杨时主持建设的萧山湘湖

朱熹在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期间，台州先旱后涝。朱熹便在台州造六闸,现遗址仍存。⑭

    图１Ｇ３ 朱熹倡建的台州迂浦闸、周洋闸

衣食住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衣服的主要原料就是棉花。棉花是宋代福建人由海外引进来的，然后再传播至全国。“木棉，一名吉贝，谷雨前后种之，立秋时随获所收”,种子以“中间时月收者为上，须经日晒燥，带绵收贮，临时种再晒”。苗高二尺，打去冲天心。棉桃成熟时，“旋熟旋摘，随即摊于箔上。日曝夜露，待子粒干，取下制造”,即取下轧花去籽。⑮可见当时棉花生产技术已相当科学。朱熹父朱松有咏吉贝诗云：

炙海霜雪少，畏寒直过忧。

驼褐阻关吉，吉贝亦可袭。⑯

南宋福建棉花的种植和棉织业的发展，是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也说明当时福建手工业技术的先进。

竹是施工的特产，是生产日用品的原料，闽北遍地竹林，是当时竹纸的主要产地。建阳麻沙刻书业所用的纸，即其地所产扣纸，优点是不重量。在真德秀著述中也讲到福建产甲纸，而造纸业和文化的发展是互相促进的。⑰建阳麻沙刻书业在后文“文教的兴盛”中论述。

南宋时，闽北的陶瓷业也进入鼎盛时期。建窑是宋代八大窑系之一，在建阳县市吉镇池中、后井两个村山坡上的建斋御窑属于建窑。建窑所产黑稀瓷器，在日月光照耀下能发出如珠似玉的奇光异彩，远销国内外。

当时闽北矿冶业以生产铁为主，还有铜、银、铅等，冶炼技术相当高。据记载，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各路铁矿场79处，福建有11处。⑱福建还有银场数十处。浦城因奖(今属忠信镇)矿能生产铜银混合品，还能将两种金属分离提炼出来。建州的蔡池、邵武郡的黄齐，有用胆水(一种矿泉水，含有硫酸铜)浸铜法提炼出胆铜(赤铜)来。⑲

南宋全国对外开放的城市，泉州首屈一指，两宋期间是国家最大的港口，说明当时福建造船业和商业的发达。泉州对内对外贸易至为发达，若欲船舶泛至外国贸易，则自泉州便可出海。从泉州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陶瓷器等，有德化、安溪、晋江和江西、浙江等诸窑的产品。当时泉州港可以通行巨型海舶，载重2000多斛，几乎和全球港口都有所联系和往来。 

图１Ｇ４ 提举市舶程祐之奉调石刻

宋熙宁五年(1072),有臣僚请于泉州设立市舶司(海关),管理沿海对外通商贸易。宋神宗诏发运使薛向“创法讲求之”。元祐二年(1087)十月，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朝廷责成市舶司“务要招徕番商，课额增羡”⑳。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四年(1134)收净利钱98万余贯，以市舶之利助国财用。乾道四年(1168)九月二十九日泉州提举市舶程祐之奉调广州，在延福寺设宴饯别，存留纪事石刻曰：“河南程祐之吉老，提举舶事以深最闻，得秘阁移宪广东，金华王流季充，帅永嘉薛伯室士昭，天台鹿何伯可，浚仪赵庠夫元序，莆阳陈谠正仲，蒋雕元肃，饮饯于延福寺。”所述场面宏大，说明市舶司地位之高。㉑

图１Ｇ５ 提举常平等事林遹市舶石刻

“北风航海南风回”㉒,市舶司往往每年夏冬两次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王祠，在丰州九日山石刻遗留诸多的祈风踪迹。有如：“靖康改元初冬，提举常平等事林遹述中，循按泉南，同提举市舶鲁詹巨山、太守陈元老大年、通判林孝渊全一，会食延福寺，遍览名胜，登山绝顶，极目遐旷，俯仰陈迹，徘徊久之。”㉓

    三、科技的进步

手工业的发展是科学进步的标志。早在北宋时，闽浙沿海一带的造船业和海上贸易就很发达。海船航行，必然要求造船工业和指南针设备的先进。南宋科学家沈括对指南针进行了改进和制作，又有人在沈括制作的基础上制成罗盘。两宋期间，指南针普遍用于航海。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朱彧在广州港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针。”㉔

图１Ｇ６ 北宋楼船图

同安人苏颂(字子容，1020—1101)同韩公廉等，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座水运仪象台，说明宋代科学发展水平之高。据记载：“颂既邃于律历，以吏部令史韩公廉晓算术，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为台三层，上设浑仪，中设浑象，下设司辰。贯以一机，激水转轮，不假人力。时至刻临，则司辰出指皇辰噻度。所次占候，测验不差晷刻，昼夜晦明皆可推见。前此未有也。”㉕苏颂的水运仪象台成功地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比欧洲出现同性质的浑仪早700多年。苏颂不仅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天文学家，还是药物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官至右仆射兼中书门下侍郎。著有《新仪象法要》《本草图经》《迩英要览》等。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正简。

     图1-7苏颂(同安芦山堂供图)

苏颂的思想对朱熹和其他闽学学者具有很大的影响。朱熹在创办同安县学的过程中，特立苏颂祠于县学，借以鼓励后学。朱熹述说：、

右某等伏睹救观文殿大学士、太子太保致仕、赠司空赵郡苏道，功德博闻，号称贤相。立期一节，始终不亏。自其高曾，世居此县。比固游官，始寓丹阳。今忠义、义荣二坊放宅基地，宛如尚在，而后生晚学，不复讲阁前赞风气、学问源流，是故士风日射调弊。某等今欲艺改荣义场为丞相坊，仿于县学空闲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风声，庶以激励将来，俾后生之竦饬。谨具状申主簿学士，伏乞备申县衙，照会施行。㉖

朱熹首建的苏丞相正简祠堂，是同安历代县学、书院教育的中心。

跟朱熹差不多同时和同乡(建阳)的宋慈(字惠父，1186—1249),在法医学上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宋慈幼师事朱熹弟子吴稚(字和中，稚也作雉),在太学读书时为朱熹的私淑弟子真德秀所器重。宋慈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中进士，任赣州信丰县主簿。宋慈为官清正，勤政爱民。他任长汀知县时，曾采取改变运盐路线和降低盐价的办法，减轻人民的负担。任南剑州(今南平市)通判时，适荒年灾歉，他劝富户开仓赈济。理宗端平二年(1235),为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幕属。后任广州提刑，雪冤禁暴，8个月“决辟”狱囚200余人，革粤吏数年不予详复之积弊。后改任江西提刑，知赣州，为防民贩盐滋事，使民保伍，讯其出入。理宗淳祐八年(1248),为广东经略安抚使，知广州，卒于任上。

图1-8 水运仪象台（图源自《厦门日报》2011年5月3日）

淳祐七年(1247),宋慈完成了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五卷，奉旨颁行，成为南宋末年刑狱官吏必读之书。宋慈根据自己多年任法官所积累的经验和丰富的医学知识，在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验尸步骤、尸体勘别、四时尸变、死因究竟、真假伤痕，以及凶杀、自刎、绳缢、服毒、火烧、水溺等，涉及医学内、外、妇、儿、伤、骨诸科和生、病、药诸理以及诊治、急救、解剖等许多方面的学问。是书是世界上第一部权威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国家最早的意大利人菲德里(F.Fedeli)的法医学著作早350多年。元、明、清三代，也把该书作为刑官必读之书。15世纪中叶以来，该书传到国外，先后被翻译成朝、日、法、英、俄、德、荷等诸国文字流传。宋慈的法医学思想，对朱熹门人蔡沈、黄翰、真德秀等，以及其后闽学学者，在确立自己为官利民思想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影响。

图1-9 宋慈墓

                                                图1-10 宋慈治案图(刘通供图)

基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朱熹在天文学、地质学、堪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将在后文第四章第四节的“朱熹的自然科学”部分论述。朱熹和其主要后学在创建理学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当时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对天文、地理进行深入观察和研究，把理学的哲学世界观建立在坚固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

    四、文教的兴盛

基于唐末五代武臣乱政的教训，宋朝廷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着意扶持文化教育事业。民初陈衍说：“文教之开兴，吾闽最晚，至唐始有诗人。至唐末五代，中土诗人时有流寓入闽者，诗教乃渐昌，至宋而益盛。”㉗韩偓、崔道融等唐末文人，避乱入闽治学，改变了闽人未知学的状况。抚养教育朱熹的崇安刘子羽、刘子翠，其先辈系“五季之乱，由京兆之万年县迁入闽中，散居建阳、浦城”㉘。胡安国的先世胡夔，也是这个时候从河南陈留(今属开封市)迁居落籍崇安籍溪。李纲的父亲李夔为陇西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其先江南人，唐末避乱，徙家邵武，故今为邵武人”。㉙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里张氏宗堂所列祖位，谓其祖先是北宋陕西关中大理学家张载。

根据笔者所撰《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考订，朱熹的远祖邾子春秋时居住于邾国。邾国，即今山东邹县，“春秋后八世而(邾)为楚所灭，故子孙去邑为朱氏，世居沛国相县”㉚㉜。沛国，在今安徽境内。后因避党锢之祸，又迁至江西等地，至南宋时定居于闽北。朱熹因远祖与孔孟同乡而自豪。因此，朱熹在个别文章中自称“邹诉”㉜“吴郡朱熹”“丹阳朱熹”㉝“平陵朱熹”㉞等。“近”通“熹”,即邹县朱熹。“丹阳”,系指今安徽当涂境内东南之小丹阳镇，古属丹阳郡，非今江苏之丹阳县。平陵县原属丹阳郡，县治早已撤置，故址今历史地图上仅标明平陵山名。㉟邾国故址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图1-11 邾国遗址(朱政光供图，源自《世界朱氏联合会会讯》2006年第18期）

唐末五代以来，战乱频仍，福建僻处东南沿海，“福建幸未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够形成一种文化”。㊱㊲外省人特别是北方人纷纷迁移入闽，他们都是从文化发达的地区来的，本身文化水平较高，有的世代以儒学为业，把发达的外省文化带到福建，再和当地风俗习惯相结合，便形成一种较高的具有特色的地域性文化。

同时，福建也有许多学者，到外省学习先进的文化，又带回福建来。唐末五代禅宗的大批宗匠，如长乐人百丈怀海、福清人黄檗希运、建瓯人大珠慧海、霞浦人沩山灵祐、莆田人曹山本寂等，都到过浙江、江西等地求法传道。他们回闽后，传播外地文化。如百丈怀海运用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印度式的佛教戒律，制定出一套适合于中国禅宗传法特点的清规戒律，称作《百丈清规》或《禅门规式》,促使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成为中国佛教丛林制度的创始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朱熹多次讲到《禅门规式》,如说：“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㊲;“先生曰：做禅苑清规样做，亦自好”。㊳

再如，五代南唐泉州人谭峭(字景升，号紫霄真人),是五代时期著名的道家学者，他到北方，“经终南、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迤逦游历名山”。谭峭杂糅汉唐以来儒、佛、道的思想，提出以虚、气、化等范畴为核心的哲学，为宋明理学家从不同方面所汲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㊴

最为有名的是北宋建阳人游酢、将乐人杨时等到河南洛阳拜程颢、程颐等为师，把理学移植到福建，成为闽中理学创立的最重要先驱者。

图1-12 建阳书坊“聚墨池”和书坊稀世雕版（图源处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文教的兴盛和造纸、雕版印刷业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两者相互促进。福建造纸、雕版印刷业至为发达。据记载，南宋“闽人刻书摹印成市成邑，极至四海”;“建阳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图书之府”,又称潭阳书林。雕版印刷业的匠户数以千计。书坊刻书的内容、种类、印数多，特别是印行大量的“四书五经”,被称为“小邹鲁”。㊵建阳书坊环境优美，朱熹爱之。据记载：

龙湖山，在崇化、崇政二里间，又名龙峰。山上有古庵，朝大同峰，尖秀特异。而罗岩黄连峰，左右排列，风烟益胜。庵内有井，冬夏不竭。旧有龙藏于此，故名。朱子诣大同，曾冒雨登之。爱其幽胜，筑室以居。与蔡元定帖云：“书堂高敞，远胜云谷、武夷，他时可以聚也。”今废址犹有。㊶

朱熹是学问家，是离不开刻书业的，建阳书坊是与朱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朱熹广泛阅读使用了麻沙、崇化刻版的书籍。书坊现在还有遗址、遗物。

朱熹自己也精通金石镌刻。朱熹在任福建同安县主簿期间，抛弃县官陋俗，与下层人接近，教授其从事金石镌刻，培养工艺人才，促进了泉州木刻书版事业的发展。据调查考察，泉州历代书版刻工俱出于近郊涂门的田庵村，而其祖传的刻艺为朱熹所传授。今人载记：

田庵这村落，为洪姓聚族而居。据其故老所述，他们的祖先自宋代即从安徽省迁泉，他们全族从事于刻版技术，认为与朱熹来泉讲学有关。我们访问过田庵几位老艺人，俱说他们的一世祖洪荣山，从朱熹学习金石镌刻，初以镌刻私章，逐渐发展到木刻，乃至书版。随着文化事业的发达，操这技艺的日见普遍。到了元朝，该村前此一部分从事经商的也全部弃商就艺，后更传开到邻乡的淮口、后坂两村。考朱熹于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二十一年(1151)任同安簿，其来泉讲学当开始于任同安簿。如果靖康间开元寺大藏经的确系出于泉州的刻工，则早在二十五年前，泉州已有刻版工人了。但田庵洪氏向朱熹学刻金石成为专业刻版，根据田庵旧俗，每当旧历二月十五日，家家户户必须张办筵席，奉其上刻“祖师朱文公”木牌，轮流祭祀。这一礼节足证他们刻版艺术是出于朱熹的传授。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的祖籍是安徽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朱熹所传授的泉州金石刻工正是从安徽搬迁来的。

    五、人才的崛起

从晋至五代以来，中原士人入闽从政知名者有王彬任建安(今建瓯)太守，范缜、林禄任晋安(今福州)太守，李崇、黄元任晋江郡守，王审知为闽王等。

宋代福建的文化与王审知关系密切。他治闽崇儒兴学，培养人才，极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据记载：

(王审知)兴崇儒道，好尚文艺，建学校以训诲，设厨馔以供给。于是兵革之后，庠序皆亡，独振古风，郁更旧俗。岂须齐鲁之变，自成洙泗之乡。此得以称善政化矣。怀尊贤之志，弘爱客之道，四方名士，万里成来。㊸

图1-13 王审知（图源自《炎黄源流》2006年第1期）

战争混乱之后，教育破坏，典籍丧失，王审知“亟命访寻，精于缮写，远贡刘歆之阁，不假陈农之求。次第签题，森罗卷轴。……常以学校之设，是为教化之原。乃令诱掖童蒙，兴行敬让，幼以佩于师训，长皆置于国庠。俊造相望，廉秀特盛”㊹。对于王审知在闽中的文教建设，后人评价很高：

王氏据有全闽，虽不知书，一时浮光士族，与之俱南。其后折节下士，开四门学。以育才为急，凡唐宋士大夫避地而南者，皆厚礼延纳，作招贤院以馆之。闽之风声，与上国争列。㊺

在用人方面，王审知就地取材，用闽人在闽中从事政府机要工作。他以翁承赞为相，徐寅掌书记，陈峤为大司农，黄滔为节度推官，皆是北方入闽定居者。王审知在闽中的文化教育和用人理念，对后来宋朝廷对闽中人才的使用有很大的影响。

宋朝廷奉行重文轻武的国策，用文人，崇儒术。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以文取士，激发社会各阶层人士为求取功名而倾心研习经史、诗赋；给予上层文人优厚的政治待遇，得到朝廷的重用。同时，这也基于南方经济的发展，朝廷对南方经济的倚重。今人林拓述说：

进入宋代，迎面而来的便是福建文化的高度繁荣。各种统计不断说明，两宋福建各类人才的涌现与文化地位的显赫：《宋史》所列《儒林传》和《道学传》中闽人17位，居全国第一；“福建出秀才”列全国第一(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两宋进士总数为28900多人，福建占五分之一，居全国第一；《宋元学案》立案学者988人，福建178人，居全国第一。《宋史》闽人居宰辅之职，居全国第三位。《全宋词》福建北宋词人14人，居全国第六位；南宋词人63人，全国第三位。若以著名词人而论，福建29人，亦居全国第三位(唐圭璋《全宋词简编》)。《宋诗纪事》福建诗人128人，居全国第二位。至于宋代文献言及福建文化之盛，更是接踵而至，“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甲于天下”(洪迈《容斋四笔》卷四),“今世之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陈心复《南宋群贤小集》),以至朱熹慨然叹曰：“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㊻

北宋中期以后，大批南方的知识分子逐步参政。到北宋末年，朝廷中最活跃的士大夫大都是南方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科举进入政坛，仅就中央机构的宰相来说，北宋就有陈升之、章得象、章惇、吴育、吴充、曾公亮、苏颂、蔡确、吕惠卿、李纲等。他们得到参政的机会，在国家政权中成为重大力量，大都是改革派的中坚。后来，南方士人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更加重要，“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㊼。他们大多数参与或赞助新政改革。王安石变法中的核心人物均为闽、赣士人，吕惠卿、章惇就是福建人。他们在改革运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反映出福建上层士人政治力量的强大。福建上层人才的崛起和成为改革派的中坚，反过来说明福建经济力量的强大。他们在国家中的地位重要，也反映出中国文化重心往南方转移。所以在福建产生的理学，很快上升为国家的主体文化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王朝，其统治地区被压缩到仅江南一隅，北方大批知识分子南迁至后方基地闽、浙一带。当时朱熹的家乡崇安、建阳等闽北地区，离政治中心首都临安(今杭州)较近，会聚了大批知识分子，成为议论朝政、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这里，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就思想家来说，有略早于朱熹的游酢、杨时、胡安国、胡宏、胡宪、胡寅、刘勉之、刘子翠、罗从彦、李侗、朱松等。和朱熹同时的有张拭、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他们大都属于庶族地主阶层，不像大官僚地主阶层那样安于既得利益，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置之不顾，而是模仿孔孟的行为，企图说服皇帝和各级官吏，学习圣贤遗教，奉行先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道。例如南宋熊克记载的高宗绍兴二年(1132)五月、十二月的两桩事：

左仆射秦桧与故给事中胡安国及其子徽猷阁直学士胡寅皆厚善，寅是年省其生母于建州，复还湖南。桧以白银助其行，寅书谢之，略曰：“愿公修政用贤，勿替初志。尊内攘外，以开后功。”桧谓其讥己，始大怒之。……

福州旧行产盐法，民岁输钱而受盐于官。其后法坏，输钱如故，而民不得盐，其间多私鬻以自给，而官亦不问。至是帅臣龙图阁学士张宗元始再权盐，犯者滋众，人不以为是。帅司属官胡宪上书于宗元，告以为政大体。宗元不悦。久之，宪请岳祠而去。同时在幕中，有轻薄者用其姓名，为诗嘲之曰：“献陈利害如何益?”盖宪、献同音，谓胡宪也。㊽

这些闽中学者十分关心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他们聚会议论时事，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积极的建议。孝宗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朱熹应诏赴京，他给皇帝上疏中的一些问题就是预先在家乡和李侗等讨论过的，其上疏也是根据李侗所说的意见撰写的，指出国家衰败的根源在于，“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㊾由于南宋朝廷的极端腐败，他们的改良政见得不到采纳，包括朱熹也大多得不到重用。于是他们大都从事于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统治者改铸新的精神武器和培养新的人才。清王懋竑在讲到朱熹经历时说：

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得行其所学。已试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然忧世之意未尝亡也。㊿

朱熹在崇安南15公里的武夷山筑武夷精舍(后称紫阳书院),和友徒深究学术和讲学。朱熹等人教研的宗旨是：“惟诸君子相与坚守而力持之，使义理有以博其心，规矩有以约其外。”51于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使武夷山成为南宋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的中心，在当时和其后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图1-14 武夷山五曲大隐屏峰下朱熹所建武夷精舍及其在“文革”时的残余

史称自朱熹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清人何瀚述说：

迄朱文公开紫阳书院，四方向道者云集，诸贤儒相继星拱，如蔡氏之咏归堂、南山书屋，游氏之水云寮，熊氏之洪源书院，真氏与詹氏筑室幔亭峰。其为最著者，且与文公前后主管(武夷)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名儒。是终宋之世，诸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者也。后乎宋者，元则有杜清碧，于平川结筑思学斋、怀有轩，授徒讲学，名闻朝野。时有陈霍童居武夷，修明朱子之学，从游者数百人，称石堂先生。詹月崖、唐白云俱为武夷山长。虞伯仁作《太和宫记》,称隐空建宫依文公旧游为得地。明郭青螺《记武夷山房》谓，自文公五百年来，继以王文成、李见罗，为名山大川托重高贤，皆笃论也。明时望重艺林者，如湛甘泉、邹东廓、唐荆川、罗念庵、黄石斋诸儒，皆后先讲学于武夷。52

可见，福建理学形成和发展于闽北武夷山地区，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的。笔者从民国初期《蒋叔南游记》中发现至今可见到的最早武夷精舍图，应当比较接近于朱熹时代的武夷精舍规模。“文革”期间，笔者到武夷山“批林批孔(朱)”时看到的武夷精舍，只剩下一边的厢房墙基。

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统治阶层的思想家，经过一个时期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衍化和发展，根据现实社会的需要，摸索、寻找出理学这种新儒学的思想意识形态。

注：

①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9页。

②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3页。

③蒋仁、余奎元：《试论朱熹学术思想在闽北产生的社会条件》,高令印、薛鹏志主编：《国际朱子学研究的新开端：厦门朱子学国际学术会议论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9页。

④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⑤(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二O,《邵武县兴造记》。

⑥(宋)梁克家：《三山志》卷一O,《版籍·户口》,北京：方志出版社，2003年。

⑦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99~200页。

⑧(宋)真德秀：《真西山集》卷七，《福州劝农文》。

⑨(明)林俊：《木兰陂集序》,见(清)涂庆澜：《莆阳文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7~148页。

⑩(清)陈池养：《莆田水利志·木兰陂图说》,清咸丰刻本。

⑪金文亨主编：《莆田历史文化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页；新华社莆田电：《“人水和谐”的生动实践——福建莆田木兰溪治理纪实》,《厦门日报》2018年9月21日。

⑫参见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上册，第187页。

⑲将乐弘农杨氏联谊会编：《龟山公祠文集》,将乐：将乐弘农杨氏联谊会，2013年，第11页。

    ⑭参见朱安木：《朱熹台州建六闸》,《朱子文化》2006年第1期。

    ⑮(元)王祯：《农书》卷一O,《木棉》。

    ⑯(宋)朱松：《韦斋集》卷三。

    ⑰(宋)真德秀：《真西山集》卷八。

⑱陈衍德：《宋代福建矿冶业》,《福建论坛》1983年第2期；(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七，绍兴二十七年，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⑲参见(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卷一一、卷五一。

⑳(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㉑福建省政协文史委：《福建摩崖石刻精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0页。

㉒(宋)王十朋：《梅溪后集》卷二O,《提舶生日》。

㉓黄柏龄：《九日山志》,泉州：晋江地区文化局、晋江地区文管会，1983年，第66页。

㉔(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㉕(清)吴堂修，刘光鼎纂：(嘉庆)《同安县志》卷一三，《苏颂传》。

㉖(宋)朱熹撰，陈俊民校编：《朱子文集》卷二O,《代同安县学职事乞立苏丞相祠堂状》,台北：德富文教基金会，2000年，第690~691页。

㉗(清)郑杰辑，陈衍补订：《全闽诗录》甲集卷首，《补订全闽诗录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页。

㉘清光绪《刘氏宗谱》卷首，《胡宪序》。

㉙(宋)杨时：《杨时集》卷三二，《李修撰墓志铭》,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17页。

㉚(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七四下，《宰相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㉛见(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八四，《书(周易参同契考异》后》;《朱子遗书二刻》之《周易参同契注》阴符经注》。

㉜见(宋)朱熹：《朱子文集》卷七五，《家藏石刻序》;卷八三，《跋李参仲行状》。

㉝见(宋)朱熹：《朱子文集》卷七五，《赠李尧举序》;卷八一，《跋郑景元简》;卷八二，《曾文昭公与朱给事帖》《跋蔡端明献寿仪《跋叶氏慕堂诗》等。

㉞见(宋)朱熹：《朱子文集》卷八五，《题魏府藏赵公饮器》。

㉟参见高令印、陈其芳：《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

       ㊱《顾颉刚致胡适之的信》,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290页，

㊲(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持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0页。

㊳(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六，《释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6页。

㊴高令印、陈其芳：《谭峭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福建论坛》1984年第4期。

㊵(宋)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一、卷五一，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㊶万文衡修，罗应辰纂：(民国)《建阳县志》卷二，《山川》。

㊷吴坤：《泉州的木版镌刻和书坊》,《泉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2年9月，第75页。

㊸(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O,附钱昱《忠懿王庙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㊹.(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九O,附于竞《王审知记功碑》,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㊺.(清)陈云程：《闽中搪闻》卷一，清乾隆晋江陈氏刊本，台湾文献丛刊第216种。

㊻.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㊼.任爽：《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

㊽.(宋)熊克：《中兴小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50、480页，

㊾.(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0页，

㊿.(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0～121页。

51(宋)朱熹：《朱子文集》卷七四，《谕诸职事》。

52.(清)董天工：《武夷山志》卷首，何瀚：《武夷山志序》,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