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1949年台湾的“三七五减租”

汪毅夫

提起台湾的“三七五减租”，人们多以1951年5月25日国民党“立法院”在台湾通过《三十七点五减租法》为其时间点和标志事件。实际上，1949年7月，台湾的“三七五减租”已基本完成。

1949年3月，“台湾省行政会议”通过《三七五减租条例》。 

（作者供图，下同）

收藏家白先生的藏品里有“台湾省三十八年度行政会议秘书处”印的《台湾省三十八年度行政会议会员须知》　，从中可以确知其会期为1949年3　月；另有陈诚（1949年1月1日起任“台湾省主席”）的“台湾省政回忆录”《艰巨的一年（初稿）》（打印件），从书中《湖北实行减租的经验》《三七五减租实行的动机与决心》《三七五减租条例》各节又可确知，台湾“三七五减租”是1949年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上“决心”并“实行”的。

《三七五减租条例》规定：限耕地租额最高不得超过收获物全年总量37．5％，原约地租不及此数者依原约。“三七五”即37．5％，是照此计算得出的：佃农保留收成的25％，余下的75％由地主和佃农对分，则地主所得地租的限定最高额为37．5％。1949年7月，各相关工作基本实行完毕。 

1951年5月25日，国民党“立法院”在台湾通过《三十七点五减租法》，将“三七五减租”固定为“法律”。1951年6月，国民党台湾当局公布《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办法》，规定：地主持有土地超过3公顷部分，出售给“政府”，再按公地放领办法出售给佃农。同时，向地主补偿地价，其中70％是实物债券，30％是四大公司（水泥、纸业、农林和工矿）的股票。对此，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版）指出：“有些拥地较多的地主，如板桥林家、高雄陈家、鹿港辜家等取得了大量股票，成为工商巨头，在工业上获利很大。而另一些地主也转营工商业，这有助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积累，为以后民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是当时当权者所未曾预料到的”。

附带言之，“议决有关人民权利和义务之省单行规章”本是“台湾省参议会”的职权之一，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和义务的“三七五减租”当由“台湾省参议会议决。然而，“台湾省行政会”越权通过决议，完全把“台湾省参议会”晾在一旁：当年6月15日“台湾省参议会“第7次会议开幕之前，减租已基本完成，“三七五减租”已经成为事实。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