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高山族”之名的概念史研究

汪毅夫

1993年2月，我为写作《台湾“高山族”之名的商榷》（收拙著《台湾社会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9月版），向陈国强教授请益。陈教授告诉我：“高山族这个名字，同新闻界的老前辈李纯青有关系”。

陈国强教授是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著名学者，曾主持《高山族社会和历史调查》（1958）；李纯青曾任台盟总部副主席。后来，我在陈国强等人编写的《高山族历史研究》（中国人类学学会1999年编印，非版本书）读到相关说明。略谓：“新闻界老前辈李纯青曾任台盟中央评委主席，早年任《大公报》首派驻台北记者，介绍当时报界遇到的难题，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名称怎么办的问题。因次日新闻报道的需要，经多方商讨，最后采用了‘高山族’这个名称”。又从李纯青当年在台湾采写的报道发现，刊于1945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的《爱国热潮中访问台湾宝岛》里，用“番社”“番民”“理番”“生番”等名；刊于上海《大公报》1946年1月18日的《认识台湾同胞》里，已改用“原住民高山族”“高山族”的名称。据此，我分析：“高山族”之名是1946年初由新闻记者创用的。

2025年新春正月，北京大学卢咸池教授从1945—1946年间重庆《大公报》和上海《大公报》找到有“高山族”之名的资讯多条，并秒发给我。我读后秒懂：“高山族”之名确由新闻记者创用，其时间却不是1946年初，而是1945年底。心中感愧，当即秒回：“您找到的材料您来写，并请顺便纠正我先前的分析失误”。卢教授的回复是：“材料是用AI查询找到的，还是您来写吧”。

卢咸池教授找到并发来的1945年底的相关资讯包括：

1. 重庆《大公报》1945年11月19日第2版中央社报道《驻台记者团抵台中》中有“驻台湾记者团昨日离台中至埔里，并游雾社。雾社在埔里以东二十公里，为番人出没之所。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该地高山族因受日人不平等待遇，利用运动会机会，杀死日方官民二百三十六人，此即台湾革命史上有名之雾社事件”；

2. 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4日第3版“本报记者彝民”（重庆版11月26日第3版“本报特派员费彝民”）报道《台湾巡礼》中有“饭后续行，赴十五年前雾社事件发生地点，参拜高山族抵抗日人之遗迹”；

3. 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5日第2版中央社叶明勋的报道《高雄境况》中有“蘋社现有高山族同胞一千五百人”；

4. 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8日第2版彝民《台湾巡礼》有“（政府）最最欠缺者，莫过于理番。高山民族在台湾之历史最长，但生活最苦”。

据我所知，1945年10月5日随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专机从重庆经上海到台北的记者有中央社叶明勋、重庆《大公报》李纯青、上海《大公报》费彝民和《扫荡报》记者一人（我不知其名，但知该报后来在台湾改名为《和平日报》，社长李上根）。遵照做学问当“竭泽而渔”的古训，“高山族”之名的寻源即概念史研究，还当查阅当年的《扫荡报》。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