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说两岸·

分类械斗及其他

汪毅夫

《台湾历史纲要》（九州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章第三节之《游民骚乱与分类械斗》谓：“分类械斗是不同祖籍居民间的械斗，基本上与官府无关，有些械斗引出抗官事件，那已经超出分类械斗的范围了。分类械斗是当时社会中的一个消极因素，它破坏人民之间的团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生命财产重大损失，阻碍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分类械斗也就逐渐消失，而为一般的械斗（宗族械斗）所取代”。

我对上记描述的理解是：在台湾移民社会阶段，移民多数是同乡结伴而来。到了台湾，“流寓者无期功强近之亲，同乡并如骨肉矣”（周钟瑄：《诸罗县志》），“宗族之亲少，洽比之侣多”（高拱干：《台湾府志》）。因此，同乡结伴即相同祖籍的地缘组合，是台湾移民社会阶段里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与此相应，作为移民社会阶段社会问题的械斗，其基本形式是各相同祖籍的地缘组合之间的械斗即分类械斗。按照社会学家的解释，社会问题是社会成员共同生存、共同进步发生障碍的问题。分类械斗“破坏人民之间的团结，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阻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构成了社会问题。但是，“随着台湾社会结构的变化”即从移民社会阶段的地缘组合转为定居社会阶段的血缘组合，随着台湾社会从移民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的社会变迁，“分类械斗也就逐渐消失，而为一般的械斗（宗族械斗）所取代”，这是客观准确的描述。

作为社会问题的械斗（包括台湾历史上的分类械斗）“基本上与官府无关”，这也是客观准确的描述。械斗通常被称为“私斗”，其起因和过程基本上不涉及政治和官府的因素，其善后通常是“私斗私了”（但时或有官府或官兵介人）。清咸丰九年（1859)，曾任福建汀漳龙道、福建布政使的张集馨在其《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记其同咸丰皇帝的答问，其文略谓：“上曰：彼处械斗，始于何时？对曰：臣查《漳州府志》，盛于永乐末年，其始则不可考。上曰：械斗是何情形？对曰：即战国合纵连横之意。大村一族，同姓数千百家；小村住一族，同姓数十家及百余家不等。大姓欺凌小姓，而小姓不甘被欺，纠数十庄小姓而与大族相斗。上曰：地方官不往弹压么？对曰：臣前过惠安时，见械斗方起，部伍亦甚整齐。大姓红旗，小姓白旗，枪炮刀矛，器械具备，闻金而进，见火而退。当其斗酣时，官即禁谕，概不遵依。颇有父帮大姓，子帮小姓，互相击斗，绝不相顾者。上曰：杀伤后便当如何完结？对曰：大姓如击毙小姓二十命，小姓仅击毙大姓十命，除相抵外，照数需索命价，互讼到官。官往查拿，早经逃逸。官吏营兵将其村庄焚毁，通缉捕拿。亦有日久贿和，不愿终讼者。上曰：命价每名若干？对曰：闻雇主给尸亲三十洋元，于祠堂公所供一忠勇公牌位。臣每笑其勇则有之，忠则未也。”

或问，台湾社会的现代病“省籍矛盾”（“本省人”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与历史旧伤“分类械斗”有何异同？

《台湾历史纲要》第七章第一节之《“二•二八”事件》指出：“二•二八”事件使得“本省籍和外省籍之间产生了严重矛盾和隔阂，给当代台湾政治生活留下阴影”。与分类械斗不同，省籍矛盾的发生有政治原因，其延续也有政治操弄因素。但撕裂台湾社会的省籍矛盾，随着社会变迁（包括社会成员的代际继替）也正逐渐为其他撕裂台湾社会的矛盾（如政党恶斗之类）所“取代”。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