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文化与福建”百题·

（腹地卷）146. 腹地—港口一体化发展共同支撑海上丝路繁荣

“腹地 — 港口 ” 区域是 一 个具有内在联 系 的 特 殊 经 济 地 域 系统 ，该系统发展的具体实践从客观上要求港口与腹地要有高度的 协同性 、整合度和 一 体化。（郎宇、黎鹏：《论港口与腹地经济一体化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地理》，2005年第25卷第6期，第767页）腹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促使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港口货物中转奠定了物质基础，港口经济的不断发展又促进腹地范围的扩大。腹地区域经济越发达，与海外贸易往来越频繁，就越有利于扩大沿海港口的吞吐规模。腹地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改善腹地与港口间的交通运输条件，  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又能够加强腹地经济和港口经济的联系，进而影响港口经济的发展 .  福建沿海港口的发展离不开腹地经济的支撑，沿海港口开辟的海上交通航线又为腹地产品的出口提供了必要的运输条件，因此腹地与沿海港口的 一体化发展能够有力支撑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

    一、腹地与港口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机制

“腹地— 港口” 区域作为统一 的经济地域系统是区域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当腹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能够制造舟船等水上交通运输工具，且拥有能够使用这些舟船的人员时，在水陆运输方式转换的上下水点才会逐渐形成码头，随着货物吞吐量的增加和码头规模的扩大，进而形成港口。当腹地与外界的经贸往来活动逐渐增加，港口就开始为腹地提供输出服务，彼此间才形成互动关系，进而为腹地 — 港口区域经济 一 体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区域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腹地 — 港口经济地域持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区域生产力的发展会促使区域内经济增长，以生产原材料、产品、人员、资金、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各类生产要素的使用规模不断扩大，进而带动区域内部与外部的经济交流与贸易往来。与此同时，港口也将提升货物与人员输入和输出的服务能力，尤其是因货物吞吐规模的扩大而带来的更强装卸服务能力。此外，区域经济的繁荣也会促使腹地与港口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地域系统内运输条件更加完善，进而提高腹地 — 港口的一体化进程。腹地 — 港口经济地域的整体开放式发展与外向型经济建设的加强会增加经济系统内各地区与各生产要素联系的密切程度，进而加速了腹地 — 港口经济地域一体化进程的发展 。（郎宇、黎鹏：《论港口与腹地经济一体化的几个理论问题》，《经济地理》，2005年第25卷第6期，第769页）

    二、腹地— 港口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共同支撑海上丝路繁荣

闽在海中 。 闽北是闽江之源，也是闽越文明之源。 闽越人是善于制作且能驾驭舟船的族群。闽北浦城县仙阳镇出土的商代龙 窑表明古闽族人在当时已进行陶器的专业化生产，且用陶器换取 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在建瓯采集到的商代贝币，表明闽北地区与滨海之间在商周时期 可能 存在商品交 换活 动 。 闽 北 没 有玉石 矿，但武夷山马仔山商周遗址出土的玉器，表明商周时期闽北有向中原方向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 。（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春秋战国时期 “楚越战争 ” 导致古闽国北面的古越族领土被楚国吞并，且缺少武器装备的古闽国则被古越族人占领了，闽越国取代了古闽国。 闽江上游建溪、富屯溪流域出土的大量铁制兵器和农具表明当时闽越国的商品生产大多与军备相关 。

汉代，闽北是中原民众入闽的首站，位于松溪、崇阳溪和南浦溪交汇处的建瓯成为行政建制的首选地。自三国至唐末五代时期，闽北社会相对 安 定，  商品生产发展较快，尤其是造船业和陶瓷业发展迅速。 福建在三国时期成为东吴的重 要造船基地 。

闽北造船业的发展为宋元时期海上贸易的活跃奠定了重要的运输基础。

从西晋末“衣 冠 南 渡 ”至唐 代，闽江成为闽北连接沿海的“黄金水道”，也是闽北商人向外发展的重要通道之一。唐文宗太和八年(834)下诏鼓励海上通商“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此政策不但鼓励了沿海商人，也鼓励了内陆与海外的通商，因此处于水运咽喉的建瓯码头林立，上控腹地而直下闽江口，闽北的粮食、茶叶、瓷器及木材、矿产等通过建瓯码头输向福州，再经江口出海。（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唐末五代时期，王审知在福建执政27年，治闽有方，大力发展经济，招徕商贾来闽从事商品交易，重视文化教育。王审知对闽西山区的开发着重于粮食、茶叶、木材的种植及矿产的开采等。在其主政期间，闽西地区粮食生产逐渐增加，竹 、木种植规模逐渐扩大，冶炼业也得到 一定的发展，建瓯凤凰山一带的茶山在王延政治闽时成为御茶园。该茶园是宋代北苑贡茶 的 前 身，此外，考古资料显示，闽江之源的丝绵纺织及造纸工艺在唐代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建瓯产的“金花练 ” 织品在唐开元年间成为贡品；富屯溪一带生产的“扣纸” 在唐代也成为贡品，其中顺昌扣纸曾被唐玄宗封为“金溪纸”。因此, 唐及五代时期闽北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茶业等产业的发展及闽江航道的改善为宋元时期海上商贸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王审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改善福州港通航条件，使大船可以直达停泊福州码头，还在福州北部开通了外埠港—甘棠港。当时福州已开辟的对外贸易航线主要有两条。一是北上航线：从福州港出发，经东海海域，到达日本、新罗、高丽等国；二是南下航线：从福州 港 出 发，经 南 海 海 域 到 达 占 城、三 佛 齐、 印 度、大食等国，是连接东北亚的重要通商口岸。（张振玉：《王审知与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福建文博》，2013年第4期，第44页）

唐末以来中原汉人大量南迁入闽，闽西北为迁徙的首站。汉人南移不仅增加了闽西北地区的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有力地促进了当地农业 、手工业的发展。宋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闽北、 闽西的农业和手工 业 发 展 迅 速 ,  为商品流通和贸易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北方汉人将粟、豆等农作物引种到汀州，占城稻从海外引种到福建沿海后也逐渐推广至汀州。此外，汀州六县在宋代还种植茶叶、甘蔗、蓝靛、油桐等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改善了民生，而且促进了闽西手工业的发展。北宋时期，汀州的金、银、铜、铁、铅的产量较大，成为当时重要的矿业中心。此外，闽西纺织业、造纸业、 陶瓷业、印刷业等手工业在宋代也有较大发展。在闽西客家地区已发现的宋代窑址多达50余处， 所产的陶瓷器有碗、盘、碟、杯、壶、罐、缸、盆、坛、盏、托等，品种丰富、数量巨大，表明当时的陶瓷器除了供本地使用外，还有大量外销。元代，由于汀州路六县居民被划为最末等的南人，政繁赋重，民生凋敝，商品经济遭遇较大的破坏。

闽北的陶瓷业、茶业、造纸业、纺织业、冶炼业及钱币铸造业等在宋元时期发展兴盛。青瓷、白瓷、青白瓷及黑瓷，不仅成为贡品，而且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建瓯北苑团茶、延平石乳等因制作工艺独特且品质佳成为贡茶。在唐代已掌握用麻类制造麻纸、用褚树皮制造信纸的技术，在宋代开始大量制造竹纸，建阳一带采用嫩竹手工造纸, 工序复杂，但因品质佳而形成著名外销品牌“建阳扣”。造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雕版印刷业的繁荣，建阳在宋元时期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 一。建宁府各县织出的“建锦”行销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北宋天禧年间在建州设置“丰国监”铸钱，“丰国监”为全国四大铸钱基地之一，铸币时间长达150余年。闽北钱币铸造业的发展反映了宋元时期商品经济活跃，商品贸易量的增加促使钱币需求增加，而钱币供给的增加也促进了闽北商业的发展。宋元时期，闽北交通条件获得较大改善，与外界的商贸交流更加频繁。闽江上游建溪航道有多处 险滩在北宋仁宗时得到了有效治理。建州至延平、延平至福州除了水路外，还可以走陆路。陆路古道在宋代得到了拓宽且增设了不少驿站， 使得通行更顺畅。宋崇宁二年(1103)福州到建州的陆路距离只有 400里，比唐代陆路缩短了182里，每30里设 驿站。（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7页）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使得闽北与沿海福州、泉州港的连接更加便利，进一步刺激了闽北瓷器、茶叶、生丝等土特产品出口 海外。

与此同时，宋代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方便外来商舶来泉州贸易，朝廷重视港口工程的建设，兴建泉州三湾十二港(泉州湾的崇武港、秀涂港、后渚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石湖港、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围头湾的福全港、石井港、东石港、安海港)，修筑桥梁(泉州以桥著称, 有“桥梁甲闽中”之说，其中有洛阳桥、安平桥、石笋桥、顺济桥、下辇桥等)和导航标志、塔(石湖塔、姑 嫂 塔 等) ，泉州 港一时“风樯鳞集，舶计骤增 ”，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 ”的中外商贾云集的繁荣局面。（施宣圆：《历史上泉州港为何长盛不衰》，《中国航海学会会议论文集》，第167页）元代在泉州继续设置市舶司，鼓励地方官员积极开展海外贸易, 进一步促进了泉州港对外贸易的发展, 对外通商的地区从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印度半岛逐渐扩展到阿拉伯半岛、东非和北非地区。元代，漳州港繁荣程度虽然不及泉州港，但其海外贸易仍有较快的发展。宋 元 时 期 闽 北、福 州、泉 州 等 地 陶 瓷 业、茶 业、丝织 业、造船业的发展是泉州港出口贸易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重要物质基础; 且闽江航道的疏通、泉州港通航线路的开辟及港口停泊服务的完善促使腹地与泉州港的联系更加紧密，人员、货物、资金往来更加频繁。因此，宋元时期腹地与泉州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力推动了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福建沿海港口在宋元时期对外贸易之频繁，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

明清时期是福建海外贸易及海外交流由盛转衰的时期。明代改汀州路为汀州府，闽西地区社会相对较稳定，交通运输条件得到较大改善，汀州与漳州、潮州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闽西地区在明代陆续引种了玉米、马铃薯、番薯、烟草等农作物，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进 一 步促进了闽西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造纸业、 印刷业、矿冶业、日用品和食品加工业在 明代逐渐兴盛。但由于明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闽西物产运销海外的数量甚少。明中叶以后，随着漳州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月港逐渐繁荣起来，汀漳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更加活跃，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渐显现。明成化十四年(1478)，永定设县，随着永定路的开辟，汀州与漳州间的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有效改善，通过韩江打通了漳州与潮州之间的交通线。自此，汀州、漳州、潮州间的经贸往来更加频繁，汀州的土纸、木材、烟丝等物产通过九龙江、韩江先运至漳州、潮州，再由月港、潮州港运销海外。隆庆开海(1567)，明政府准许漳州月港民间单向进行有区域有数量限制的海外贸易(如不允许到日本进行贸易，不允许外国商船到月港进行贸易，每年限定88船引，后增到110船引等) ，使得被禁止了近 200年的海外贸易得以重现，也实现了太平洋东部贸易航线与西部航线的接驳，成就了横跨太平洋的“大帆船贸易 ”，从墨西哥输入了大批白银和美洲物种。（周榜师：《鸦片战争以前“海上丝绸之路”与福建的贸易》，《理论与当代》，2020年第5期，第24页） 明代，闽北的陶瓷业已逊色于宋元，所产以白瓷居多，出口大幅减少；棉纺织业逐渐兴起，尤溪、顺昌、浦城的纺织品运销四方；茶业由官营转向民营为主，且散茶制作代替了宋代的团茶。明代，闽北的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作物商品化程度进一步提升，闽北境内的墟市贸易兴旺，闽江上、下游间木船往来频繁。此 外，明代 海 禁 期间，浙、赣输出的商品只有经漳州月港才能运销海外，因此，与浙、赣相邻的闽北浦城、崇安、光泽等地成为重要的边界贸易中心，且闽江是闽北货物输往福州、泉州、漳州的黄金水道。明末重开海禁后，闽北的木材、丝棉、茶叶、土纸等物产又沿“三溪一江 ” (建溪、富屯溪、沙溪和闽江)运输至沿海港口，转销日本、欧美及东南亚地区，其中武夷茶成为闽北最大宗的出口产品。（吴邦才主编：《闽商发展史。南平卷》，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页）

清代，闽西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汀州府成为重要的烟草、茶 、蓝靛、甘蔗等经济作物种植地。经济作物的种植优化了闽西山区农业种植结构，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推动了当地手工业的发展。闽 西 制 烟 业、造 纸 业、纺 织 业、印刷业等手工业在清代时发展较兴盛，其中长汀、连城及宁化生产的竹纸因品质佳而大量出口外销，远销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地。清初仍然实行海禁， 康熙二十三年(1684) 以来陆续设立闽、粤、浙、江四处海关，福建对外贸易重新得到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 撤销闽、浙、江三处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实行“一口通商”。闽北茶叶只能改走陆路，绕道广州出口。鸦片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随着福州、厦门口岸开放，厦门、漳州、泉州等地茶商又陆续将闽北茶叶改从福州、厦门港输出。此外，闽西、 闽北的土纸、烟丝、木材等物产在咸丰年间的外销也增长明显。福州、厦门、泉州等沿海港口的发展离不开闽西、闽北内陆腹地大量物产的输出，闽西、 闽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需要沿海港口的支持，腹地与港口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共同支撑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