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对日作战的主要特点和历史贡献

刘云刚

闽北是闽赣两省地方红军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新四军的发源地之一。从闽北三年游击战争中诞生的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装力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听党指挥、胸怀大局，敢打敢拼、连续作战，联系群众、统一战线，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是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对日作战的主要特点，它来源于闽北红军精神，是新四军铁军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战斗精神，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的精神宝库，是教育后代的极好教材。

一种革命精神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而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培育、传承。闽北红军精神、新四军铁军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精神内涵，与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古田会议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听党指挥，胸怀大局

红军精神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红军精神的灵魂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绝对听从党的指挥，党指向哪里红军就打向哪里。闽北红军一经创建，就置身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成为党领导的一支政治武装力量。

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中共崇安县委于1928年9月和1929年1月，发动了两次以上梅为中心的崇安浦城农民暴动，成立了具有红军性质的“崇安民众队”。崇浦暴动是1928年福建五大暴动之一，开始了创建闽北红军的历史。1928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崇安问题报告中就如何创建红军提出了具体意见。1929年10月，在“崇安民众队”的基础上，闽北第一支红军部队崇安红军第55团在岚谷乡成立。1930年7月，在星村苏区以新参军的船工和纸工为主，成立了崇安红军教导团。接着又成立了崇安红军独立第57团。至此，闽北崇安共有3个红军团，3200余人。1931年4月和1932年9月，方志敏等率领赣东北红10军两次进入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苏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打通闽北与赣东北两个苏区的联系，形成了一大片新苏区，创建了闽北红军独立师。闽北红军一经成立，就建立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团以上设党委，连设党支部，班设党小组，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崇安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军创建地，也是闽北红军精神的孕育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1934 年红军长征之后，经历了历次反“围剿”战争的闽北红军，以及留在闽北坚持游击斗争的红军游击队，面临国民党军的“围剿”“清剿”和屠杀，他们凭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同国民党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生死搏斗，许多指战员英勇牺牲了。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决定合作抗日后，闽北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3支队第5团，全团约1500人。闽北红军游击队员们面对昔日的敌人，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指挥，胸怀大局，化敌为友，接受改编，共同抗战。尽管部队番号变了，隶属关系变了，但始终保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不变。闽北红军在这一时期表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为闽北红军精神注入了核心内涵。

1938年5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确定的方针，第3支队首长谭震林奉命率第3支队第5团、第6团3营（叶飞率第6团1、2营挺进苏南敌后）挥师北上，开赴皖南对日作战的前线，展开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到章家渡，北抵长江，横宽百余公里、纵深不足50公里的狭长地带，执行正面战场的守备任务。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系日军第15、第116师团的结合部，两部日军经常出动“扫荡”，敌我双方战斗比较频繁。10月初，第3支队进抵青弋江西岸的西河镇一带，与国民党军共同守备皖南前线阵地。第3支队的任务是从日军手里夺回被国民党军第144师弃守的红杨树到马家园一线阵地，然后扼守红杨树、金家阁、青弋江沿岸圩堤，阻止日军前进。但是，国民党当局把新到江南、立足未稳、装备落后的新四军第3支队放在对日作战的最前线，其用意十分险恶。国民党军第108师阵地位于新四军第3支队右后方，国民党军第144师阵地位于第3支队左后方，构成前三角配置。他们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新四军”，以达到“剿灭”这支多年“围剿”而未能“剿灭”的红军部队的目的。面对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意图，第3支队的指战员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独立性和警惕性，义无反顾地奔向抗日最前线，发扬红军的战斗精神，奋勇杀敌，先后取得清水潭、马家园、红杨树、湾沚等战斗的胜利，共毙伤日军300余人，收复了马家园、红杨树阵地，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鼓舞了江南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3支队挺进皖南前线后，加强和领导地方党组织的建设。根据中共东南分局的指示，支队党委领导了铜南繁中心县委工作。第3支队第5团派出工作组，利用做群众工作的机会，秘密建立党组织，努力发展党员。到1940年底，三县基层党支部发展到370多个，党员近2000名，为建立和巩固皖南根据地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新四军第3支队为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精神，以及“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在皖南前线对日作战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抽调兵力渡江北上开辟新的根据地。1940年6月，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第3营，在支队参谋长、第5团团长的率领下，渡江北上，挺进皖中，与桐、庐、怀、潜、无中心县委领导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恢复了巢（县）无（为）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团、皖江地区无为游击纵队和皖南事变突围出来的新四军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7师。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第5团余部，又与先行渡江北上的老部队会合，保存和发展壮大了这一支闽北红军的血脉。

新四军领导人对第3支队第5团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新四军军长叶挺说，第5团基本是闽赣边的老红军，是一支很强的骨干力量。新四军副军长、军委会书记、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说，第5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说，第3支队在皖南对日作战中，创造了机动而又顽强的优良战斗作风，给敌人以空前的打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说，第3支队在皖南的思想政治工作、民运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提高了群众抗日的斗志和必胜信念，发展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群众团体，取得了广大群众对新四军的拥护、支持和帮助。第3支队司令员谭震林说，第5团战斗力强，第3支队打鬼子就有了本钱。

新四军第3支队在抗战中听党指挥，胸怀大局，保持和发扬闽北红军的优良传统，传承和发展红军精神，为铁军精神的形成、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敢打敢拼，连续作战

敢打敢拼，连续作战，是闽北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优良作风，也是红军精神的特质之一。在抗战中，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敢打敢拼，连续作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陈毅指出：“抗日就是打日本，就是讲打讲拼，打得过拼得过才有胜利的可能！”

香港《星岛日报》在题为《新四军不断创造光荣的战史》的报道中，生动地描绘了新四军第5团这种敢打敢拼的革命精神。在1938年12月20日的繁昌保卫战中，“红杨树之役，是那次战斗中的一个奇迹。排长张金发率领了八个同志，以一挺机关枪为主要火力，消灭了七十几个日人，重创日大队长一名。其中一个右手受伤的同志，在退却前，还用口咬开弹盖，掷了两颗手榴弹，打死日人三名。当日军联队长从老百姓口里知道了这个实情时，忍不住痛哭起来了。那时天气已经很冷，士兵有的仍穿着单衣，作战达旦，头上盖满了霜雪。但是，在战争的高度热情激流中，他们没有一点显得瑟缩”。

1938年底至1939年初，新四军第3支队由南陵青弋江地区调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繁昌是皖南的门户，是当时新四军军部及其后方基地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同时，繁昌作为新四军皖南前线，对破坏和威胁敌人的长江交通运输，策应青阳、铜陵、宣城等地友军，保卫皖南，意义重大。从1939年1月至12月，谭震林指挥第3支队采取运动防御、伏击、夜袭等多种战法，敢打敢拼，连续作战，击败了日军在飞机、毒气掩护下的5次进攻，消灭日军数以千计，取得了5次保卫繁昌的胜利。如在11月第4次繁昌保卫战中，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在汤口坝进行血战，坚守乌龟山的第5团第2营第4连连长，在冲向日军阵地时牺牲，随后第2排排长和他所率的3个班长也战死阵前，营部特派员赵培枫代理第4连连长指挥也牺牲了，连部通信员接着担负指挥重任。在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坚定的指挥下，乌龟山阵地牢牢地掌握在第4连的手中。至年底，第3支队和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在铜陵、繁昌和泾县地区共作战200余次，英勇保卫繁昌，歼灭大量日军。

1938年7月中旬，谭震林率领第3支队第5团和第6团第3营，从安徽泾县挺进至铜陵、繁昌前线

繁昌保卫战是一场军事和政治双赢的战斗，打出了铁军的威风，有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论保卫皖南的防御战》中评价说：“新四军连续打破了敌人5次大举侵犯繁昌的战役企图，他不仅至今还保存繁昌在我军手中，而且给敌人进攻皖南作战中以空前的打击，有力地配合了友军沿江的作战，并使敌人不敢沿青屯路深入，完全达成了司令长官给予我军确保南繁地区，并掩护与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我军不仅在江南创造了敌后平原地坚持游击战的优良战斗作风，而且在皖南前线创造了机动而又顽强的防御战的优良战斗作风。”新四军政治部主办的《抗敌报》连续刊发繁昌保卫战胜利的报道；何士德谱写了《繁昌之战》《反扫荡》等歌曲，王于耕等编写了《繁昌之战》剧本，唱遍、演遍大江南北。国民党繁昌县政府给新四军第3支队献上了“保障繁昌”的锦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参观繁昌保卫战第5团第2营阵地后，深赞新四军顽强战斗精神。

日本驻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失望地哀鸣：“国民党军队乃是手下败将，唯共产党军队才是皇军之大敌，看来要在共产党军队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

三、联系群众，统一战线

联系群众和统一战线，是闽北红军制胜的法宝，也是新四军制胜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新四军第3支队在皖南抗战前线取得一系列的战斗胜利，最根本的原因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北红军战斗艰苦卓绝，始终为保卫人民利益而战而牺牲，人民群众始终为保护红军而奉献。崇安县地源村女接头户连凤玉，她一家有7位亲人10次冒险为红军游击队送粮送盐，惨遭国民党当局杀害。她不顾生命危险，坚持到敌占区买盐买药，冒险支援红军游击队。她在给红军游击队送情报和粮食途中，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并抓进据点。敌人为了杀一儆百，用一个马桶装满浸透煤油的棉花，将她衣服剥光捆在马桶上当众活活烧死。崇安县岚谷村女接头户王端娇，多次机智地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曾因本村的地主告密被抓，敌人把她绑在老虎凳上，钉竹签、灌辣椒水等，但她宁死不屈。敌人找不出她的把柄，就将她放回家监视。不久，她的丈夫为红军游击队送信，被敌人杀害了。她坚信党和红军，强忍悲痛，继续为红军游击队送情报、送粮食、送药品，一直坚持到解放。邵武县接头户方嫂,怀着8个月的身孕。因为丈夫为红军游击队送物资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夫妻俩被抓并押到邵武县监狱。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熟悉红军游击队的驻地和村里的党员。面对敌人的酷刑，他们不透露一个字，结果丈夫被活活打死，方嫂也受到酷刑。她被打得流产，手腕也断了。敌人无计可施，就把方嫂家5个孩子抓来，大的七八岁，小的才1岁多。敌人当着方嫂的面用刺刀把孩子一个一个捅死，丢进水井。方嫂面对敌人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暴行，几次昏死过去。这些老根据地群众的革命事迹，惊天地、泣鬼神，为闽北红军精神的形成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1939年10月，新四军第5团马家园战斗前沿阵地

新四军第3支队开赴皖南抗战前线后，始终坚持和发扬闽北红军的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的优良传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努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建立起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第3支队首长谭震林三次拜会安徽省繁昌马仁寺的住持通慧法师，与他坦诚相待，宣传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通慧法师则将收藏的川军撤退时遗留的3挺机枪、5 支步枪、2箱子弹，全部交给新四军。这批枪支弹药在繁昌保卫战中发挥了威力。新四军第3支队在皖南驻地和战区，做了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民关系，组织了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和自卫队、游击队、猎户队、民兵队等组织。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胡荣了解到皖南山区有打猎的习惯，安排第5团工作组到各县乡帮助成立了以民兵为基础的猎户队。猎户队的任务是向新四军传递情报，掩护往来于长江南北的新四军官兵及物资，袭击敌人据点，战时作为担架队运送伤员。1939年春末，在繁昌县组建了猎户队总队部，共1000多人，成为新四军在繁昌地区活动的依托。猎户队成立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繁昌县一个200多人的猎户队，曾有一次击溃日伪军200余人的进攻，并击毙日军一名中佐队长，有力支持和配合新四军取得了父子岭、何家湾战斗的胜利。同时，第3支队还创建和收编了江北游击纵队沿江支队、宣当芜游击队、铜陵独立连、骆云山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两年中，地方抗日武装发展到3000多人，并为新四军输送了大量兵员。

第3支队在铜陵办了多期抗日救亡训练班，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分子，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第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等亲自授课。在配合和支援保卫繁昌和两次反“扫荡”作战中，当地人民群众站岗放哨、传递情报、抬担架、运子弹、护理伤员、送饭送水，作出了重要贡献。“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谣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1939年4月7日至8日，邓子恢代表军政治部出席第3支队召开的铜陵、繁昌、南陵三县民运工作会议，进行了全面总结，充分肯定了第3支队民运工作取得的成绩。

在第3支队指战员之间，上下平等，目标一致，平时团结友爱，战时争难抢危，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和危险留给自己，有着亲如手足、生死相依的情感关系。可以说，离开了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有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立足之地，离开了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就不可能有新四军战斗的胜利。

加强与友军的统一战线，主动出击日军，从战术上积极配合和直接支援国民党军作战。1938年10月30日至11月4日，新四军第3支队为配合国民党军第50军作战，发起马家园战斗，以运动防御形式打击来犯之日军，历时6天，毙伤日军300余人，收复了马家园，新四军第3支队为此伤亡排长以下32人。战后，第50军军长给新四军第3支队补充子弹1万余发、军服和衬衣各500套，体现了友军之间合作抗日的友情。1938年11月7日至1939年1月13日，驻守繁昌的国民党军在日军进攻时，不守而弃，节节败退，新四军第3支队在谭震林指挥下，进行五次繁昌保卫战，浴血奋战，先后歼敌450余人，收复繁昌，最后又将繁昌移交国民党军驻守。1940年10月5日至11日期间，国民党军在日军“扫荡”时弃守泾县县城，新四军第3支队和军部直属分队在军长叶挺直接指挥下，与敌激战7天，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泾县县城，最后又移交国民党军进驻。这些典型事例，都充分体现了新四军与国民党友军真诚合作共同抗日的伟大情怀。

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新四军第3支队挺进皖南抗战前线，广大将士不畏艰险，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张鼎丞在《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实例》一文中指出：“到了决战的关头，就要充分发挥坚决顽强奋勇牺牲的精神与决心，丝毫也不允许犹豫与动摇。”第3支队就是这样一支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闽北老红军队伍，为培育发展闽北红军精神和铁军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新四军军部率第3支队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后，在皖南前线的南陵、繁昌、铜陵沿江地区，继续执行防御任务，协同友军作战。1940年4月下旬，日军为巩固江防，确保长江航运安全，调集第15、第17、第116等师团各一部共1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对皖南地区发动春季大“扫荡”。在叶挺、项英的指挥下，新四军第3支队和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以及军部特务营、教导队等部队，在与友军的协同作战中，取得了皖南夏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至10月，又粉碎了日军对皖南地区发动的秋季大“扫荡”。新四军驻皖南部队以劣势武器与兵力，以机智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杀伤日军两千人，巩固了新四军在皖南的抗日阵地，保障了云岭军部的安全。第3支队在皖南前线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扩大了共产党和新四军的影响，打出了老红军部队的威风。

蒋介石经过长期的准备，于1941年1月4日调集国民党军7个师共8万余人，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北移的过程中，第3支队第5团编入第3纵队，为全军后卫，约1600人。在突围的艰苦战斗中，第5团血战东流山。1月10日，突围的新四军部队被围困在皖南泾县茂林附近的石井坑。石井坑，是个方圆只有五六里，住着十来户人家的小山村，坐落在东流山北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四周群山环绕，是石井坑的天然屏障。叶挺军长命令第5团占领并坚守东流山阵地，亲自集合部队作战斗动员，号召大家与阵地共存亡，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1月12日下午，国民党顽军对石井坑实施总攻击。敌人凭着火力、兵力优势，反复冲击。被包围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面对数倍于己的顽军，毫无惧色，前仆后继，英勇反击。第5团干部战士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掷光了，就用石块砸，用刺刀和枪托拼，不仅刺刀见了红，枪托也染上了脑浆。有的刺刀戳弯了，就用牙齿咬。崇安籍2营1排陈排长、二班黄班长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有的孤身冲进敌阵，夺过枪弹击毙顽军。有的紧紧抱着顽军，滚落山崖。第5团指战员宁死不屈，浴血奋战，打退了顽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第5团1600余人大部分英勇牺牲，少部分突围继续战斗。皖南事变中，新四军5团团长徐锦树、政治委员林开凤负伤被俘，在上饶集中营牺牲。参谋长梁金华负伤被俘，从集中营越狱返回部队。6名正副营长，5人伤亡。1营、3营教导员邓玉权、叶露霄牺牲；1营长祝喜良、2营长陈仁洪、教导员马长炎负重伤。另外，军需主任薛克伯，连长薛仁成、江细宝、朗兆恒，指导员王传馥、胡崇德、周彩浩、孙锡禄、邓林等20多名营以下干部牺牲。第5团余部成功突围，并在当地群众的保护、帮助和护送下，渡江北上编入新四军第7师，继续为创建发展皖江根据地，夺取抗日战争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原载于《炎黄纵横》杂志2025年第2期，作者为原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