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二十略之后又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记载自上古起，至南末宁宗嘉定末年为止，其中尤详于宋代的典章制度。在中国书史上，以“文献”二字名其著述的即始于《文献通考》。该书徵引于书本记载，探询于耆旧言论，门类繁多，内容详赡，编纂有法，脉络清晰，考证严密，论断精辟。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元）马端临著。

马端临（1254-1340），字贵与，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省乐平市）人。他的父亲马廷鸾，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官员，曾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咸淳八年（1272），因与贾似道不合，罢相还家。居家十七年间，马廷鸾专心从事著述，著有《六经集传》、《读孟会编》、《读史旬编》、《楚辞补记》等书。马廷鸾曾说：“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富以还子孙。”正是他这种将个人、家庭与造化、朝廷、百姓、子孙联系在一起考虑为人、理家、处世、治学的广阔视野和务实态度，深深地影响着马端临。马廷鸾对马端临的培养，以道德修养为本，以能力培养为事，以教导感化为功。就这样，马端临从小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用功读书，为他后来撰写《文献通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咸淳八年（1272），马端临以父荫授承仕郎。咸淳九年（1273），马端临漕试第一，但他选择了随父亲归隐的乡野生活。景炎元年(1276)，元军攻陷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祥兴二年(1279)，南宋灭亡。入元以后，马端临以宋代遗民自居，念念不忘故国热土。直到他父亲去世以后，他做过慈湖书院、柯山书院的山长，台州路儒学教授。在元朝的岁月里，马端临把主要精力用来著书立说，他的著作主要有《文献通考》《义根守墨》《大学集传》《多识录》。其中影响最大，价值最高的即是《文献通考》。

大约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前后，马端临开始编写《文献通考》，到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全书才完成，整整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文献通考》的编撰过程中，马端临得到父亲的悉心指导，从全书的指导思想到编写体例，以及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都贯穿着马廷鸾的辛勤劳动与深思熟虑，马端临以“先公曰”的形式在《文献通考》中加以体现。人们一般认为，《文献通考》凝结了马廷鸾、马端临父子两代的心血。

《文献通考》是继《通典》、《通志》二十略之后又一部专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记载自上古起，至南末宁宗嘉定末年为止，其中尤详于宋代的典章制度。

该书门类繁多，内容详赡。全书分为二十四门：“《田赋考》七卷、《钱币考》二卷、《户口考》二卷、《职役考》二卷、《征榷考》六卷、《市籴考》二卷、《土贡考》一卷、《国用考》五卷、《选举考》十二卷、《学校考》七卷、《职官考》二十一卷、《郊社考》二十三卷、《宗庙考》十五卷、《王礼考》二十二卷、《乐考》二十一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经籍考》七十六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纬考》十七卷、《物异考》二十卷、《舆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合计三百四十八卷。

该书编纂有法，脉络清晰。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唐玄宗天宝以前，在其原有基础上加以增补，天宝至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则广泛搜集材料编纂而成，补续时长达400多年。其中：十九门是沿袭参考《通典》而作，“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是从《食货典》中析出，用来探考国家的经济制度及其衍变情况，包括国家对土地、土地产品、制造品、货币和商业的垄断，对人身、地租的占有，以及国家的消费。“选举、学校”二考，是从《选举典》中析出，基于《通典》中原有的“职官考”，讲述国家的政治机构。“郊社、宗庙、王礼”三考，是从《礼典》中析出，连同沿袭《通典》的“乐考”，一起讲社会的等级制度。“兵、刑”二考，是从《兵刑典》中析出，讲的是国家的政治统治工具，即历代军队与刑法的演变发展情况。“舆地考”改自《州郡典》，“四裔考”改自《边防典》。“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马端临所新创，《通典》“未有专论，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文献通考·自序》)《经籍考》采录历代各种书目，不仅记其书名卷数，还收录了前言和后记，并有字数不等的解题。《帝系考》《封建考》讲历代纪元和政权组织形式的变迁，为“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象纬考》讲历代的天象情况，《物异考》记载了历代自然界出现的反常现象。

《文献通考·自序》云：“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辩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端临对材料的去取编排都有着严格的体例可循。还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著述目的，对《通典》的门类内容作了相应的变更。如将《通典》的“食货典”，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考，占了全书类目的三分之一强，不仅篇幅有所增加，而且内容也更加详实。礼类在《通典》中占一百卷，篇幅是全书的二分之一，马端临则把礼典分为三考，且只有六十卷，篇幅还不到全书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根据自己的思考，对取自正史诸志的材料重加剪裁，别立门类，以抒己见。如取历代史《五行志》所书并旁搜诸史本纪及传记中所载祥瑞，随其朋类，附入各门，不曰妖，不日祥，而总名之日《物异》。对郑樵的“会通”观点，马端临也给予了合理外延，不仅将其运用于历史编纂学，而且运用于历史问题的具体研究。他注意历代典章制度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文献通考·自序》)

汉、宋学者释“文”为典籍，“献”为贤者，自古有“徵文考献”之说，以“文献”二字名其著述的即始于《文献通考》。该书一是取证于书本记载，二是探询于学士名流的议论，用顶格与低一格来区分。全书的每一考都依“文”、“献”、“按”三个层次展开。“文”在全书中起主导作用。“献”包括臣僚奏疏、诸儒评论、名流燕谈等，围绕“文”的内容展开讨论，在“文”与“按”之间起枢纽作用。最后是“按”，专门陈述马端临在“研精覃思”后的的见解。

该书考证严密，论断精辟。马端临著述，推重考证。能确定是非的便作出判断，如对宋太平兴国三年“试进士始加论一首”之事，经考证后，下按语判断说：“建隆以来，通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非始于是年也。”不能确定是非的则加以存疑，如，对天宝六年科举考试无一人及第之说，则下按语说“以《唐登科记》考之，是年进士二十三人，风雅古调科一人，不知何以言无一人及第也。当考。”马端临以丰富的史实为根据，所作出的论断往往精辟切要。简短的，如论“坊场”，曰：“祖宗之法，扑买坊场，本以酬奖役人，官不私其利；又禁增价搀扑，恐其以逋负破家，皆爱民之良法也。流传既久，官既自取其钱，而败阙停闭者，额不复蠲，责之州县，至令其别求课利以对补之，而後从则凋敝之。州县他无利孔，而有败阙之坊场者，受困多矣。”繁复的，如论宦官之祸，首论“宦者得以窃相之柄也”；次论“宦者得以窃将之权也”；继论“宦者得以专刑也”；再沦“宦者得以专兵也。”最后小结：“盖将相之任，彼得以据之；兵刑之司，彼得以专之；而又地近情亲，根连株固，故虽有英特之君，贤智之臣，终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病，亦由积渐之久故也。”该段结构严谨、内容完整、议论透辟，可算得上是一篇高质量的史学论文。

《文献通考》的价值，在后代受到多方面的肯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史学家白寿彝先生也认为从《文献通考》中可使读者看出“马端临对于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主要是对于封建制社会的一个横剖面的看法。这种看法把封建社会的主要组成方面都列出来了，并且从经济制度说到政权机构、表达等级制度的礼制、镇压武器以至意识形态，这是按照社会现象和事物发展中本来先后的地位列举出来的。……马端临勾画出了封建社会的素描的图景……在他那个时代能提出这个图景，已是难能的了”。（白寿彝：《学步集》，三联书店1962年版）

《文献通考》最初刻于元泰定元年（1324），有西湖书院刊本，现已佚。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元至元五年（1339） 余谦补修本。明有正德十六年（1521）慎独斋刘洪刊本，嘉靖四年（1525）冯天驭刊本。清有乾隆十三年（1748）武英殿刊“三通”合刻本，光绪二十二年（1896）浙江书局刊本。现比较通行的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的万有文库“十通”本，其中以晚出的浙江书局本错误较少。2011年9月，中华书局以清乾隆十二年校刊的武英殿本为底本出版了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