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经典导读】
《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历代典章制度的专史。纪事上起远古，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该书自成系统，分门别类，锐意创新，贵乎会通，取材博洽，史料珍贵，评论注释，独具匠心，史识高远，论断精审，是研究唐中期以前各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典章制度不可缺少的参考书。该书为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从此确立了我国史籍中的“政书”体，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著。
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他出生于名门望族，恰逢开元盛世，在安定、富庶的环境中长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天宝十一载（752），年仅18岁的杜佑，以“父荫”入仕，开始了他长达60年的官宦生涯。他从济南郡参军、郯县县丞等地方小官员起步，经过入韦元甫幕效力等政治活动，逐渐成长为封疆大吏，节度岭南、淮南诸镇。
贞元十九年（803），杜佑以六十九岁高龄入相，历德宗、顺宗、宪宗三朝。元和七年(812)六月，他因病上奏，请求致仕。朝廷允准，并赞誉他“宣力济时，为臣之懿躅；辞荣告老，行己之高风”。是年十一月，病卒，享年七十八岁。册赠太傅，谥安简。
杜佑22岁时，即天宝十五年（756），安史之乱爆发。自此，唐王朝由极盛急剧走向衰落。天宝乱后，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况，无疑与开元、天宝前期的盛世形成鲜明的对比，年轻的杜佑，应该有着切身的体会。该如何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来挽救岌岌可危的唐王朝？杜佑一边兢兢业业从事政治活动，同时以政治家的眼光，瞩目于历代典章制度，“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即试图通过纂著史学著作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唐王朝施政的鉴戒，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上元三年（762）前后，杜佑开始准备修撰《通典》，至大历五六年（770-771），前后花了大约十年的时间，完成全书初稿。此后，又用了20多年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显然，杜佑从地方官吏官至宰相，期间又曾历任青苗使、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判度支、盐铁使等财政职务，对唐代经济、政治、刑法、军事之典章制度沿革，不少为亲身见闻，这为《通典》撰写及提高有莫大的帮助。贞元十七年（801），将《通典》进献于朝廷，至此长达30多年以上的编纂始告结束。德宗见到《通典》后，“优诏嘉之，命藏书府”。
《通典》一书，采录包括五经群史以及汉魏六朝的文集，奏疏中关于典章制度的材料，以及《大唐开元礼》在内的200多种书籍，以事类为中心，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九个门类（亦有将“兵”、“刑”合为一门，则止八门），各门类下依事项分若干子目，按“总叙”、典章制度沿革、历代有关议论次序，将上起远古，下至唐玄宗天宝末年，实际上纪事最迟为德宗贞元十三年（797），以朝代先后编次，总成200卷，凡150多万字。
《食货》十二卷，分为：“田制、水利田、屯田、乡党（土断版籍并附）、赋税、历代盛衰户口、丁中、钱币、漕运、盐铁、鬻爵、榷酤、算缗、杂税、平准（均输附）、轻重（平籴常平义仓附）”等16目，载及历代土地、人口、财政制度及其沿革情况。
《选举》六卷，分为：“历代制、考绩、杂议论”等3目，述记历代选举制度、考绩制度及时人的有关议论。
《职官》二十二卷，分为：“官数、官品、设官沿革、封爵、三公、宰相、三老五更、禄秩”等8目，叙述历代官制的源流沿革变化、官数、职责、俸禄、品秩等制度情况。
《礼》一百卷，分为：“历代沿革礼、大唐开元礼”等2目，记载历代及唐代礼法制度的发展演变情况。其中卷四十一至一○五，为历代礼典，按照“吉、嘉、宾、军、凶”五礼的次第，考察历代礼制沿革，记述历代礼仪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源流沿革。卷一○六至一四○，收入开元礼的内容，为简编，亦按五礼顺序编排，是唐代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行用的礼仪制度的汇集反映。
《乐》七卷，分为：“历代沿革、十二律、五声八音名義、五声十二律旋相为宮、五声十二律相生法、历代制造、权量 、八音 、乐悬、歌、杂歌曲、舞、杂舞曲、清乐、坐立部伎、四方乐、散乐、前代杂乐、郊庙宮悬备舞议”等44目，叙述历代祭祀、典礼、征行、饮宴等场合行用之乐舞仪式、制度的源流沿革与内容。
《兵》十五卷，分为：“兵序、敘兵、收众、法制、料敌制胜、间谍、抚士、示弱、佯败引退取之、避锐、以逸待劳、行军下营审择其地、攻其必救、按地形知胜负、围敌勿周、因机设权、敌无固志可取之”等137目，主要以选编《孙子兵法》和唐初《李靖兵法》为主，叙述唐代仍应用于世的兵法和军事战略战术思想。
《刑法》八卷，分为：“刑制、杂议、肉刑议、詳讞、决断、考讯、守正、赦宥、禁屠杀赎生、宽恕、囚系、舞紊、峻酷、开元格”等14目，记述历代刑制、审判、囚禁等刑法制度的制作情况及重要的时人议论。
《州郡》十四卷，分为：“州郡序、古雍州、古梁州、古荊河州、古冀州、古兗州、古青州、古徐州、古扬州、古荆州、古南越”等11目，主要从行政地理的角度，记述历代地方行政制度变化、州府郡县设置源流沿革等方面的情况。
《边防》十六卷，分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4目，主要记述与边防、中外交通有关的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地理、人口、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
《通典》一书，锐意创新，贵乎会通。将“食货”置于首位的结构安排，打破了正史书志以“礼”居前的先例，不仅体现了杜佑富国安民的治国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需要。其会通古今的方法，把分散在历代各正史书志中有关制度内容的材料集中起来，按照以类相从的形式按时间之先后重新予以恰当的组合，釐清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脉络，开创了典志体通史的体例。它不仅打破了以往正史书志记载典章制度的做法，克服了断代史仅记各朝各代典章制度的局限性，而且为后世的史籍编纂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其后相继出现了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清乾隆馆臣修《续通典》《续通志》《续通考》《清朝通典》《清朝通志》《清朝通考》，以及清末民国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等所谓“三通”“九通”“十通”之作，形成了阵容强大、网罗古今、专记制度的典制体专史著述群。因此，《通典》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对后世通史著作的编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评论是书曰：
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通典》一书，取材博洽，史料珍贵。杜佑为撰《通典》，有系统地搜集了许多古代史料，既有正经正史，还包括各种子部、集部著述以及散见的奏议、论说。据统计，《通典》所征引及参考的前人文献，仅有书名可记的，就达200多种。“杜佑当时所见到的书籍，有不少今已亡佚，幸亏经《通典》引述，许多资料才得以保存。例如最不为人瞩目的礼典，其中就保留了大量三国六朝人的文章。这些文字，是研究三国六朝社会的重要资料”。（王文锦《通典·点校前言》）另外，杜佑在《通典》中详尽地叙述了唐代的制度，这些资料来自官修史籍、政府档案以及时人的撰述者，而他本人又是唐人，因此，这些史料比新、旧《唐书》、《唐会要》更为可靠，也更为宝贵。而且，“《通典》对待史料，不是简单的移录，而大都经过精心的剪裁编纂。以谛、袷二礼为例，因遭秦火，礼文残阙，自西汉以来，就没有完整的记载。杜佑根据经记及古注的零碎材料，参照崔灵恩的三礼义宗，重新编写，虽不无可议之处，毕竟使读者对这两种早期天子诸侯最隆重的宗庙祭礼，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印象。再如，杜佑在礼典中将唐代官书《开元礼》150卷，用以类相从、礼异加注的方式，缩编为35卷。又如刑法典三，以一卷的篇幅节录了唐代重要法典《唐律疏议》的主要内容。许多地方都显示了杜佑出色的提要钩玄、删繁就简的能力” （王文锦《通典·点校前言》）。因此，《通典》在史料的汇集、史实的记述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超过以往正史的书志。
《通典》一书，评论注释，独具匠心。中国古代史书大都有议论体例，它们虽名目繁多，而意则一揆。《通典》则别出心裁，不仅把议论体例分为“说”、“议”、“评”三种形式(有时也用“论”)，而且赋予它们不同的涵义：“凡义有经典文字其理深奥者，则于其后说之以发明，皆云‘说曰’；凡义有先儒各执其理，并有通据而未明者，则议之，皆云‘议曰’；凡先儒各执其义，所引据理有优劣者，则评之，皆云‘评曰’。”（《通典》卷42）这些议论体例不仅分工细腻，而且在形式上也十分灵活，有感则发，无则宁付阙如，毫无旧史书“限以篇终各书一论”的僵化之弊。《通典》一书，普遍采用了稀见于其他史籍的“自注”。这些自注，不仅释音义、词语、制度名物、补充史事、考辨史料，同时还从形式上加以创新，如标注出处，说明正文，附加评论等，既开拓了自注的范围，又扩大了自注的容量，为历史编纂学做出了新贡献。
杜佑务实求真，治学严谨。杜佑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变，他编纂《通典》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意图通过总结历代的兴亡规律，使当朝的统治者能够执古御今，同时，也希望是书能指点天下士人学人识理明道，入仕为政，从而达到“将施有政”的目的。所以，唐代权德舆评价它：“博极书术，详观古今，谋王体，断国论，其言有章，听者皆竦，作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数千百年间，损益讨论而折衷之，佐王之业，尽在是矣。”（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全唐文》卷496）对于古代典籍中天人感应之类如“星宿分野”等荒诞不经的学说，他都详加考证，细致辨析，予以否定和批判。对所谓国“祚之长短，必在天时”的虚妄观点，也是极力驳斥，认为治乱“盖是人事，岂唯天时”。对经书既肯定它 “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伦五教之宏纲”，也批评它“罕存法制”、“阙匡拯之方”。
杜佑史识高远，论断精审。《通典》中首列《食货》，足见他对经济的高度重视。他认为充足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保证天下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天下之田尽辟，天下之仓尽盈，然后行其轨数，度其轻重，化以王道，扇之和风，率循礼义之方，皆登仁寿之域，其不为难矣。”《通典》还提出治国之道在“师古”与“变革”，建议皇帝“上圣君人，覆育群类，动必师古，谋无不臧”（《旧唐书》卷147），但是“古今既异，形势亦殊”，执政者除了吸取古代有益的内容，更要“宜适变通”，只有“适时之令典”，才是“拯弊之良图”（《通典》卷7）。对有益社会发展的改革也深加赞赏，提出“夫立法作程，未有不弊者”，“随时立制，遇弊变通，不必因循，重难改作”（《通典》卷40）。
《通典》问世后，不论在当朝还是后世都备受推崇。时人李翰称：“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辩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通典·序》卷1）《四库全书总目》则评价曰：是书“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为渊海矣” （《四库全书总目》卷81）。
《通典》在宋﹑元﹑明﹑清各代有多种刻本，流传至今的主要有明刊本、清武英殿本、清咸丰九年崇仁谢氏刊本和同治十年广州学海堂刊本，其中，以清朝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为流行。民国期间，又有1935年至1937年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合刊本，全书影印精装，《通典》是其中一本。1982年，中华书局又用该版重印，并新增了全书总目，颇便使用。国外有朝鲜活字刊本。今存最古版本为北宋刻本，现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1981年日本汲古书院以其原版影印刊行，其缺卷部分用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刻本﹑静嘉堂文库藏元刻本补齐。